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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代的磨难和抗争——“广阔天地”里的拼搏

2012年06月28日 来源:www.33519.com 编辑:335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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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广阔天地”里的拼搏
  
    “嘀铃铃……”
  
    一阵清脆的闹钟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一骨碌翻身起床,身着运动衣就出了门。屋外,天色还未大亮。四围的田野一片朦胧。沿着门前一条青石板路,我小跑着来到小河旁的公路上,然后加大脚步,直向公路的远方奔跑,一公里、二公里……直跑得全身一片湿淋的汗水方才回头。
  
    这是1975年初,我在家里坚持体育锻炼的一个镜头。时年满20岁的我,血气方刚,精力旺盛。从县城高中毕业后,虽未能进一步上高等学校深造,但想到千万个知青命运都一样,都要在中学毕业后去广阔天地锻炼,而我插学就读也读完了高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已获得一种满足。至于今后的路子怎么走,我也初步构想了一个理想的蓝图:我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博取将来的美好前程。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踏实苦干几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们的好感,争取在三年后能够凭良好的表现,让生产队和大队推荐上大学。我把自己的这一理想蓝图勾得很美满。这个蓝图被我用白纸黑字的形式贴在住房的一面板壁上。我坐在一张旧书桌前,不用抬头就能醒目地看到。那一张大白纸写着我的个人生活学习计划,内容大致是要自己做到三条,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每条都定有详细约束,如早上要早起锻炼,要下河洗冷水浴;要坚持看书学习,晚上不到12点不休息;要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出色地完成各项劳动任务等等。
  
    计划制订后,我便照着自己的设想去实施执行。我是那种言行如一,怎么想就要怎么做的人,有时哪怕这做法不合实际,也要强迫自己机械地照计划办事而不肯轻易变更。譬如为做到第一条身体好,我坚持每天清早就起床跑步锻炼半小时,晚上,吃过晚餐后,哪怕天黑了,也要打着手电到小河边去洗冷水浴。这种锻炼办法是从春天开始的。其间除了偶尔下雨和农活太紧张被打断外,一般情况下都未中断。我身体力行,锻炼身体持之以恒,这引来了许多人的好奇心和惊讶。早上,由于我起得早,跑步锻炼没有多少人发觉。而我洗冷水浴的时间,一般都在天傍黑时分,此时免不了被人看到。我洗冷水浴的地方名叫庙东潭,那里有一处巨大的凸起的岩石。小河从上游流至这岩石附近,两岸河中形成了一段很深的潭水。岩石下河坎也较高,河床只有七、八丈宽,河边又有罩起的大岩石作隐蔽,因而是个天然的洗浴锻炼场所。自从那个春天开始实施锻炼计划后,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这庙东潭来洗冷水浴。春天、夏天乃至秋天,洗冷水浴都比较容易坚持。到了冬天,水温一日比一日下降,这时候就得靠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了。在天气变冷之后,我往往都到河滩活动身体,原地跑步使身体发热,再迅速脱掉衣裤,跳下河到水中游几十米,上岸后用毛巾擦擦全身,穿上衣裤回家。在由秋入冬冷水浴锻炼一段后,有一天气温骤降,老天终于下了第一场大雪。傍晚时分,我鼓起勇气,踩着积雪来到河滩,在那块大岩下像平时一样原地跑步,跑得全身发热出了汗,即脱掉衣裤,接着纵身一跳,扑入水中。瞬间,那冰冷的河水直刺骨髓,不管多冷,没有犹豫,没有畏惧,我一个劲一个信念,只挥动双臂,奋力向前泅动。泅到河中间时,猛听到河坎的公路上有人大声叫喊道:“快看哟,河里有人在洗澡!”听到这喊叫声,我热血直涌,但没有理睬。别人爱怎么看怎么叫,且由他去看去叫吧!我只管向前游去,待游到河对岸后,又脚一蹬,返身往回游来。几分钟后,我洗浴完毕,爬上岸来,接着用毛巾将全身擦得通红,尔后穿上衣裤鞋袜,从容走上河坎,这时见路旁有几位陌生的过路人还睁大眼睛对我张望着。其中一位40来岁的男子好奇地说:“喂,你这人是怎么回事,这么大雪天到河里洗澡?”
  
    “我这是锻炼身体呀!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说。
  
    “锻炼身体?”那人很不理解地又说,“有你这样锻炼的吗?下雪天还洗冷水澡,只怕有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我不以为然地回了他一句,尔后顾自走上了坡去。后面,还听到那几个过路人在议论着:“真是个怪人!怪人!”
  
    对于我下雪还洗澡的事,就是我父亲和二哥以及全生产队的社员们,也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们也从未见到像我这样不怕冷,大雪天也敢下河洗冷水浴的人。父亲这时也劝我说:“这样冷,你下河洗澡是为个什么呀!”
  
    “为锻炼意志和毅力!”我老老实实回答。
  
    “要那意志毅力有何用?”父亲又问。
  
    “干大事用哩!”我笑着说,“凡要干成大事者,必需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你说是吗?”
  
    “嗯!看来你是有些不一般!”我父亲似懂非懂地点着头。他对我所做的一切,虽然不完全理解,但总是很关注又很支持。在家里,一切的家务事他都包了,由于父亲的操劳,使我能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做我想做的事。
  
    我除了坚持体育锻炼外,每天还按时养成了刻苦自学的好习惯。无论生产队的劳动时间再长,工夫再累,回到家上床休息之前,我总要看看书,或者记笔记,写点东西。高中毕业后带回的中学课本,曾被我反复看过数遍。而那时在我的家乡,方圆几公里内,我所熟悉的人,几乎很难找到什么书籍可借。没有别的书可看,我就下了功夫,决心把马列毛著攻读一番。我毕业时候,同学们曾给我赠送有10多个日记本,我选出最大的几个本子,分别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5个专用笔记。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到处都能买到,我先后自己花钱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列宁全集》、《斯大宁选集》以及《毛泽东选集》-至四卷等经典著作,有一次,还托在北京当兵的大队支书的儿子,从北京买了一本列宁《哲学笔记》,这本书他没要钱送给了我,使我很感激。这些书籍买回后,我一有空闲就认真阅读,同时仔细做读书笔记。在我看过的那些著作上,大都用横杠杠做过许多的记号,而每一个笔记本,几乎都写满了学习体会文章。这些体会文章,有的我曾加以整理,投寄到地区党报《团结报》上,结果先后被采用了10余篇。譬如学《共产党宣言》、学《哥达纲领批判》、学列宁《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后,我写的文章体会都曾被报刊采用发表过,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记了5大本学习笔记,总计约50余万字。记这些笔记花去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如今回头来看,当初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多么的机械而又愚笨。假如,在那一段宝贵的时光里,我若广泛地学习文学历史之类的知识,或数、理、化一类的知识,那收获该是多大啊!只可惜受那时代环境的局限,我们不可能找到其他学习书籍,因而也只能盲目地学习政治书籍而已。
  
    尽管我自学的内容很贫乏,学习的方式也很笨拙,但那时的精神却还是值得称道的。一年四季,在繁忙的劳动之余,每天我都挤出时间在书桌前学习_阵。夏天,天气热,蚊子多,我穿着半统鞋和长衣长裤,抵御着蚊子咬而端坐在桌前学习;冬天,天气寒冷,我用大纸盒装了许多旧棉絮,坐着将脚裹在纸盒里学习。多少个夜晚,当村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我伴着桌前一盏小油灯,还在聚精会神地苦读或疾书。由于油灯的熏烤,在我书桌后的板壁上,至今还留着厚厚一层黑烟垢。
  
    那时由于年轻,我的精力充沛。晚上转钟入睡,早上天刚亮又爬起来。锻炼一阵后,回家吃过早餐,赶紧又得出集体工。工作好,劳动不怕苦和累,这是我计划中制订的第三大内容。我在两年多的实践中,真像个苦行僧一样,实践于自己所写下的诺言。
  
    高中毕业回来,论知识在乡里已算个“秀才”。大队生产队的领导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常驻我们生产队办点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我回来不久,即要我当了生产队的技术员。这技术员虽不是什么官职,但比起普通社员来,又较为优越。因为技术员相对社员而言多了一定自由;比如在大队公社开生产技术方面的会,技术员有时需要去参加。而开会比队里出工要轻松得多。在搞旱粮和水稻作物种植中,技术员干的是技术活,也不像社员劳动管束得那么死。
  
    我被指派担当技术员后,当年早春就到公社培训学习了两次。公社驻县农机局的技术员,到一个队现场操作示范,给我们讲解了早稻育秧播种的生产技术。学习回来后,各队技术员就照样葫芦,一面按照教的要领育种催芽;一面抓紧平整早稻秧田。几天后,早稻种芽长出,秧田犁耙施了底肥,即把种挑到田间播撒,种子上面覆盖一层牛粪,有条件的生产队买了薄膜再蒙上,那秧苗生长就快了。我们那个队最初没有薄膜,就全凭秧苗自然生产。早稻播种后,为防鸟雀吃种,需得有人在田间看守。这个轻松活儿落到了技术员头上,在约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享受到了这一特殊的“待遇”,每天只需从早到晚守田间,我那时带了一把木椅,在田间坐着,一面守鸟,一面偷空看书或写笔记,学习做工两不误,自己感到这是一年中最惬意的几个日子。
  
    随着春暖花开,早稻种芽渐淅长出了一片青绿。到四月中旬,田间犁耙水响,插早稻秧的日子就转眼到了。这时农忙很忙,每天天刚亮就要出早工。社员清早出工没有人喊难于统一,有的早,有的迟。刘支书有一天对我说:  “明天起你帮到喊早工吧!”
  
    “怎么要我喊工?这是队长的事呀?”
  
    “你起得早,又有个闹钟,能够准时叫人,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不好再推辞,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每到插秧忙“双抢”季节,都由我早上代替队长喊工,我毕业后,姐姐曾给了我12元钱,特意让我到县城百货店买了个闹钟。我早上锻炼,就全靠闹钟将我叫醒。此时喊早工闹钟更派上了用场。每天刚到凌晨5点半,闹钟就准时叫起来。我闻声而起,解个小便就出了门,先到老屋场,后到新屋场,把一个哨子瞿瞿吹几下,然后就高声吆喝:“起床哕……起床哕!出早工哒!”这么重复喊过两遍,我就来到公路上,跑着锻炼一阵,然后来到坪中的秧田边。此时听到叫声的社员们从床上爬起来,个个也到了田边,一天的活计就开始了。大伙儿卷起裤脚下田插秧,那春天的早上,田里的水还有些冷,下去扯过一阵秧后,才渐渐暖和起来。扯秧的技术也有讲究,手要拔秧的根部,要连土带根扯出,否则就要把秧扯断。一个早上扯了约两个小时秧后,太阳渐渐升了起来,队长或支书叫一声:大家休息吧!回去赶紧吃早饭!众人于是从田里拔出腿来,到一旁的沟里稍洗一下,然后拿起鞋子回去。各家有人弄饭的,回去只要吃了,没有人弄的,回去了还得忙烧火弄饭。村子里的上空,袅袅的炊烟就不断缭绕。早餐后,接着上工,这时不必我再喊叫了。谁若迟点来到,队长会扯起喉咙大叫:“快上工呀,不要磨蹭啦!”
  
    众社员到田间,将早上扯的秧分头提到要插的田里,把秧抛匀后,就开始插了。按照老式的插秧办法,是无规则地在田里插就行了,我那时在公社学的新技术,强调必须扯着索插,说这样即整齐又保证密度。这样,我们就按新式的扯索的办法。_排人站好,两头固定人扯索,一排排栽插下去。这栽法固然可观,但效率很低,插得很慢,全队20多个劳力,总计只有十七八亩田。连插了10多天,到“五·一”左右,早稻才插完。
  
    此后不久,又接着栽插中稻。因为除了坪田有水灌溉可插双季外,坡上的田都只能插一季中稻。上面对插中稻的管理要求不严,插秧可以自由自在各显神通,秧插起来就快多了。作为种植技术员,我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双季稻的管理上,所以,早稻插完后,田间管理的任务就由我担当,我每天得担着锄头,到田间巡视,看看水是深了还是浅了,秧苗长得怎样,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打农药,什么时候该扯田草,这些都是我管理的职责。按照管理活儿的需要,我报告队长,并决定是否派工帮忙,像扒田草,就得全队人出动,一齐到田里扒土扯草,干上几天才能拔完。施肥及农药一类活儿,也得要几个劳力一起干才能完成。
  
    田间管理的活计中,我最畏难的是施药打虫,因为农药有毒,那味道刺鼻难闻,什么“滴滴涕”、“六六六”、“乐果”、“一0五九”,这类农药那时候很普遍,我经常要和这类农药打交道。打药时我还要按规定戴上大口罩,药水尽可能不沾到身上,但手上却不可避免地时常触到农药,特别是撒拌沙类的六六六药粉,还得一把把抓着给田间抛洒。施药过后,用肥皂水洗几遍,仍觉其味难以消除。
  
    早稻插下后,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盛夏一光临,火热的太阳更使万物加快了生长的速度,此时,结满谷穗的早稻,很快就成熟了。割早稻,插晚稻,一年四季最忙的双抢开始了,我这时每日凌晨又担负了喊社员上早工的任务。要别人起得早,自己就更要起得早,有时候,比我喊工还起得早的人是刘支书,他常常在我的闹钟还未响之时,就在公路上大声叫醒了我。待我起床一看,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此时虽未睡好,也要强打起精神,出门又将社员们喊醒。结果,大家到田里劳动了好一阵天才亮。双抢最忙的10多天,有时晚上还加夜班干活,一天劳动达到十六七个小时,睡眠不足5小时。再强的身体,在这种超负荷的劳动下也会垮下来。我那时候变得又黑又瘦,成天穿着一套土布染的蓝衣裤,任泥土飞溅,任汗水流淌,整个人已不像人样了。太累的时候,在田里插秧,插着插着就打瞌睡,几乎就要倒在田中了。晚上,生产队为加夜班,煮了几大锅饭,吃饭时,有人等不到分饭,朝地上一坐就睡着了。辛苦的劳动和汗水也没有白流,这年秋季到头,我们队早稻晚稻都获得了丰收,刘支书喜气洋洋,因为这个队是他的驻点队。公社对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双季稻丰收也给予了表扬。
  
    当年冬天,刘支书与我商议,又让我搞麦、稻、稻三季制的试验。我们在河畔种了二亩田的麦子。第二年又精耕细作种了双季稻。我把很多的精力,投入了这块试验田的管理之中。结果,当年的麦子和早稻取得了高产,晚稻也丰收在望即将收割。刘支书把这块试验田的情况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公社书记下通知,请了100多名干部和技术员到我管理的这块试验田来参观验收。当场收割结果,亩产有800余斤。三季亩产达1900斤,创造了全公社试验田最高丰产记录。
  
    由于我的扎实苦干成绩突出,生产队大队的领导也对我比较信任了。在生产队,刘支书又让我担任了辅导员,经常组织社员开会,给社员讲政治时事,学毛泽东著作,有段时间还按上级的要求学了哲学,虽然我自己对哲学并不怎么懂,却仍得一本正经给社员宣读讲解,社员有时听得昏昏欲睡,刘书记还会强打精神敲着桌子提醒大家:“注意哪!不要打瞌睡!你们听不懂不要紧嘛,听不听是态度问题呀!”
  
    给社员上所谓夜校辅导课,连我自己都感觉有些浪费时间,但又不能不把这种形式主义坚持下去,通常是每月学2至3次。
  
    在学习劳动之余,我还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爱写新闻稿。在高中毕业回乡后,每月我都要写3~5篇稿件,投到县广播站、地区及省的党报。这些新闻稿曾时常被采用,别看这些小豆腐块的文章不怎么起眼,发表之后,在地方上却小有名气。本乡人见了,谁都夸我是个“笔杆子”。我的东西写得多了,渐渐也引起了上面的重视,
  
    有一天,大队刘支书找着我说:“公社邓书记要你去一趟,不晓得有什么事问你。”我不知是何事,匆匆来到公社,邓书记热情地与我握了手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按县里的通知,要求公社抽1个人去到县里搜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展览材料。我想这任务只有你最合适,怎么样?你想去吗?”
  
    我一听见这事,忙说:  “我愿去,不过大队生产队还不知道哇?”
  
    “这不要紧,我会通知他们,这是县里要借用的人才嘛!”
  
    我很高兴地领了任务,当天就赶到县文化馆报到。在领导安排下,决定让我和文化馆黎连成老师一起到水顺塔卧去搜集有关材料。塔卧是当年红军建立湘鄂川黔省革命政府所在地,那里保存的有关二、六军团的史料很多。我和黎连成老师到此地一连住了5天,凡是此处有的史料我们都作了抄录。当我在该处展览馆第一次见到当年红六军团年轻的肖克、王震等人的照片时,不禁感到十分惊奇,照片上的肖克仅20多岁,就担任了军团长,他们当年的年龄几乎和现在的我相当。我亦20多岁,却还在故乡一名不闻,真是时代不同啊,俗语说乱世出英雄,我辈生在和平环境下的今天,又怎有机会走出乡村干成大事哩!在将军们的面前,我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然而我并不由此就消极了,相反,渴望有朝一日走出农门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此次搜集材料不到半月,回到县里抓紧编写,约一个月后就将所有的展览文字写出来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旧址就是我所在的刘家坪大队的龙堰峪,距我住的生产队只有约一里路。把展览布置好后,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劳动。我未回之前,曾有人猜测我会走出农村,但实际上我的表现再好,才华再突出,遇到招工招干之类的好事,是绝不会有我的份的,这原因很简单,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基层不会推荐。要跳出农门,又谈何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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