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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代的磨难和抗争——当挑脚苦力的日子

2012年06月28日 来源:www.33519.com 编辑:335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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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当挑脚苦力的日子
  
    在我高中毕业回乡的那年冬天,生产队还曾组织10多个劳力到外地去挑过一次洋芋种,此次挑洋芋种我脑海里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候,栽种洋芋是解决春荒缺粮的一大办法。由于我们当地洋芋还不多,队长决定到鹤峰县境内的铁卢坪一带去买种。全队共去了十多人。我和我二哥都参加了。
  
    从我们家乡到铁卢坪,算起来回足有5天路程。第一天早餐后,队长将众社员集合,要求每人带一担空箩筐或空篾篓。大家备好工具,即跟着队长康强出发了。一路顺着简易公路朝官地坪走去,由于没货,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官地坪。当晚在小镇的一家旅社投宿。第二天清早,在旅社吃了点早餐又出发,这一天的路程全是山路。早上沿着一条山路前行,二个多小时后开始上一座高山,这座山当地人称黄花岭,是横亘在桑植鹤峰边界的一大山脉。据说上山有30里,下山有20里,总共50华里。但是我们爬上山顶,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这条山路是两县交界的山路之一,路很窄小,却常有人走动。在山顶垭口处,还有一栋木屋,里面有户人家,开着几个简陋的地铺,可供往来的人歇宿。我们爬上山顶后,在这户人家处休息了半小时,各人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水。然后开始下山。下山路比较陡,路旁的山林很密,各样的灌木也很粗。树枝中不时有野鸡扑腾惊飞,胆小的过路者必会被吓着。
  
    下山又约摸走了快3小时,脚下忽见一条大河呈现。队长康强手一指道:“到了!那河对面就是江口,今晚咱就宿那里。”我们顺他手指望去。见河那边也有几栋灰白相间的房子,疲惫不堪的众社员此时才又来劲。又过半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河边,乘坐一只渡船过了河,上岸就到了江口街。在一栋临河的旅社登记住下,接着狼吞虎咽的吃饱晚饭,天色就近黄昏了。
  
    第三天清晨,队长又将大家早早叫醒,众人一起吃了稀饭之后,接着又往铁芦坪方向走去。从江口到铁芦坪大约只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到了目的地。原来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山寨村落。众社员分头到这里的农夫家里一打听,洋芋的价格大都5分钱一斤。队长于是决定收购。不一会儿,我们每人到各农户结了账,给了钱,都收满了一担洋芋种。
  
    “走吧,咱们到江口吃中饭去。”队长一声令下,大家便挑起洋芋开始往回赶。
  
    那一日,我收的洋芋有80斤,担在肩上很有些分量。其他社员挑的重量与我差不多,只有队长和少数几个强劳力挑得有上百斤重。
  
    挑到江口的时候,已到下午2点。到一小饭店吃过中饭,时间已是下午三点了。怎么办,还走不走?众人都看着队长。“咱们挑到黄花岭去歇吧!”队长说:“今天挑上山,明天就轻松些!”
  
    众人听罢,没有异议。因为谁都知道,挑着担子从江口很难一天走到官地坪。大家于是将担子挑起。从江口过了渡船,又一个接一个往山上走去。挑担上山比走平地费力得多。挑一段路,又得放担歇口气。走这么远的路,又挑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头一次。虽然我此时正年轻力壮,但肩膀还嫩。平日在家做工,也干过不少体力活,每天还下河挑过两担水,有时打柴也挑过重担,但如此挑长途脚力,我却感到有些吃不消。挑过一段山路后,我的速度就愈来愈慢了。
  
    “来,我帮你分点吧!”我二哥个子虽然小,但他毕竟年长几岁,他执意帮我捡了七八斤洋芋,放到了他的担子里。我肩膀上减了点重量,走起路来又稍强了一点。但是,越往上去,越感觉累,同行的康乐渐渐掉在了队伍的后面。
  
    “加油哇!快到山顶啦!”走在前面的队长大声吆喝着。
  
    我与康乐在后面歇了口气,接着又鼓劲往上挑去。到天色暮黑时分,大家终于都挑上了山顶,来到了路边一户人家处歇息。
  
    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围成一桌,吃了一顿包谷粉饭,然后三人一伙,倒在地铺上就睡了。夜里,只听老板咳嗽不止。早起才发觉地下吐得到处是痰。因为感觉太脏,大家早饭都没吃,就各自挑担又往山下赶去。
  
    下山的路要轻松一些,但路程太远,下到山脚,人又十分累了。在路途一小推销店,我们各买了包饼干之类的干粮吃了,喝点清凉的泉水,继续又向前挑去。在溪沟里挑了10多里路,老天爷突然变了脸,一阵大雨袭来,大家无处躲避。一个个全成了落汤鸡。
  
    在快出溪口的时候,挑担走在我前面的康乐,换肩时手未撑稳,扁担一甩,担子脱落在地。洋芋种泼撒了出来。我把担子放下,帮他捡起地下的洋芋,又一起冒雨向官地坪走去。此时,前面的社员都不见了踪影。他们走得快,只有我和康乐又落在了后面。离官地坪乡还有2里路时,二哥回头接我来了。他将我的洋芋挑起,我又帮康乐挑了一程。最后,我们两个落伍者,终于精疲力竭地把担子挑到了官地坪。
  
    当晚到旅店住下。众社员围着一盆火,将衣服烤于方才吃饭。夜里洗过脚,又早早上床休息。这一天挑得太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早上起来,感觉全身散了架似的还在酸痛。两只腿也有些不听使唤了。但是,吃过饭后,队长又带头挑着担子出发了。我们只得紧随其后,挑一段路又歇一阵气。这一天,我和康乐又落在了后面,60多里的公路像抽不完的线,只挑得我们摇摇晃晃,脚都迈不动步了。最后十多里,幸亏生产队派人来接,我和康乐才疲惫万分地走到了家。
  
    挑过这一回洋芋种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挑脚力劳动的艰辛。那种劳动强度是其他任何体力劳动都难以比拟的。
  
    这一次洋芋种挑回后,生产队及时种下,到来年春天,这些洋芋收获后,倒也解决了全队一个多月的生活问题。但是,整个春荒期间,由于粮食不够吃,队里又组织一帮社员到外地去挑了一次包谷。我被队长又点名派了去。
  
    此次挑包谷的地方在林溪河与马合口乡交界的一个大山沟里,从木峡沟内进去,只一天路程就到。我们进去的时候,每人还挑了几块磨刀石,一斤重的磨刀石可换回两斤包谷。这一天傍晚,我们到达那座深山后,在一栋木房里找到了大队支书李长生,此人与我们李家岗的老一辈人有交往。队长找着他说明了来意,李长生即用包谷酒和腊肉款待了我们。第二天一早,又到附近人家说合,动员村里的社员用包谷将我们带的磨刀石全部换下。
  
    得了包谷,我们一行人便告别李长生,飞快往家乡挑起来。来到半路上,大家挑担饿了,在木峡公路旁的一个农户家里,队长跟户主说好,在他家买了10斤米,平均每人一斤米的饭,外加2个大南瓜,就请老板帮我们弄起饭来,饭菜做好,每人饱食一顿,最后还剩下一些锅巴,队长又解下汗手巾包了,然后领着我们众人又往回赶路。由于中餐大家吃得太多,路上反而挑不动了。只有队长食量惊人,他吃得多,肚皮胀得滚圆还无事人一般,在路上挑担毫无影响。路途还将剩余的锅巴都吃了。大家都笑他是个“潲水桶”,再多的食物也装得下。队长平日还有个绰号“哈巴儿”,因他做事蛮得,力气又大得惊人,二百多斤的岩板他都背得动。他还会下水扎猛摸鱼,每年夏天,在门前小河里炸鱼,他一个猛子钻进了水里,几分钟才出来换气,沉在很深的水底的鱼,只有他才摸得着。还有一次,妇女队长与他打赌,说可以吃下三斤牛肉饺子,妇女队长暗里放了许多盐,原以为他会咸得吃不下,谁知他霸蛮吃完了,只是当夜吃过后,在床上一夜未睡,床上垫的稻草被他一小截一小截卡断了一地。
  
    那一次挑包谷,我因在路途吃多了,路上肚子撑得很难受,一路挑着担子不知歇了多少次,直到天黑好久,我们才各自挑回生产队。由于队里社员家家户户缺粮已久,挑回的包谷,就成了度春荒的主粮,为了尽可能把这些包谷吃得久些,各户人家大都要把小菜当半边粮,小菜也不多时,就把野菜拌着饭吃。春天里,田里种的一种绿肥——紫云英长起来了,也成了社员们的好食粮。有许多次,我也曾到田里割那嫩草籽,拿回来洗净,炒了满锅,倒了几瓢水,煮开后撒上包谷粉,拌和成稀糊糊,便成了我和父亲的早晚餐。
  
    在那连饭都吃不饱的岁月里,上面的政策要求农村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不准多经营自留地,田间地角的果树枝也要被砍去,因为枝条遮了集体的田。为了执行这个政策,我也傻乎乎地带头把自家几株柑子树砍了,如今想来真是荒唐可笑。
  
    度过春荒那一年夏天,故乡又遇了一场大旱。太阳一连几十天照着,老天爷不下一滴雨,稻田里水干了,禾苗露出了白根。眼看插在坡上的几十亩中稻就要丰收,我这时向刘支书提了个建议,向县水电局打报告,要求支援一台水泵和管道,把河里的水抽上坡去。刘支书同意由我写了个报告,然后送交到公社和县水电局,在这节骨眼上,这份报告显然引起了上级重视。县水电局立即派人运来了水泵和管道,并派技术员作了安装。与此同时,生产队又派几个劳力,到邻近大队抬来一台柴油机。马达一响,抽水机果真将水送上了30多米高的山坡。田里久旱的禾苗遇到了河水浇灌,立刻由黄转青,呈现出勃勃生机。社员们见到这场面,个个都欢喜雀跃,兴奋不已。全队十多亩坡上的中稻终于消除了干旱的威胁,当年获得了丰收。
  
    我在联系架设抽水机的那段日子里,有一天中午在家正休鼠。我六叔的儿子李崇光忽然哭着到我家来了。我父亲问他为什么哭?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好一阵我们才弄清:原来他在回家的路上,手里玩石头乱甩,不小心把一个孩子的头打出了血。当下他不知所措,吓得想溜走。刚跑出一段路,被队长赶上来扭住了。当即抓到他家,要他老父赔偿医药费。我六叔家里穷得只一间烂茅屋,拿什么赔别人医药费?六叔没有办法,就派了他来求援,我父亲当即拿了10元钱给了崇光,帮他赔偿了那个小孩的药费。六叔的儿子小学时得病,被医生打针聋了耳朵。少年时又受此事惊吓,从此整个人就变成又聋又痴的废人了。对于六叔家的困难,我们一家也偶尔给予接济,他因是“四类分子”,大家都不敢与其过多来往,可怜六叔父子一生就在贫穷饥饿中受煎熬,待到摘掉“四类分子”帽子,已病人膏肓,不久便去世了。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76年9月,这一日中午,我正在田间给晚稻打农药,公社的大广播室里突然飘来一阵哀乐。接着,播音员播出了一则令全中国人吃惊的消息: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我提着喷雾器在田里立即停止了打药。毛主席啊毛主席,怎么突然就去世了?人民对毛主席有多深的感情,又寄托着多大的期望啊!眼看在“广阔天地”锻炼了两年,我也满怀激情在期待着被推荐上大学,虽然我知道这个期望有些渺茫,但我却没有放弃过这种想法,我知道自己出身和社会关系不怎么好,但党的政镱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么?我真诚地期望着自己的诚实表现和辛勤的劳动能赢得贫下中农的好评,去争取得到推荐上高等学校的机会。然而,现在毛主席去世了,国家又不知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想到这里,我眼睛也不由得有些湿润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时走了呢?假如他还多活几年,使国家政策能保持稳定下去那多好……我天真地这般想着,那整个一天也无心再好好干活了。
  
    此后不久,又传来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我亦不知这消息对于我们这些回乡知识青年是好是坏,国家的局势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出现了急剧变化,我们的前途究竟如何?还有上大学的希望吗?我感到没一点底了。找老同学去走动走动,他们的消息一定会灵通!我这般猜想着。于是在队里请了几天假,专程到几个老同学家跑了一趟。当时几个同学都在期待着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而国家政策将会怎样变,他们亦觉得无法预测。不管政策有无变化,都应把功课学习一番。最后我自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决定从这时起,把中学读过的数理化课本再好好自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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