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的磨难和抗争——高考记

   （七）高考记
　　
    1977年下半年，我被本公社中学聘请当了几个月的代课教师。这期间，“文化大革命”中废除了多年的高考制度突然宣布恢复了！这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实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消息传来，举国上下议论鼎沸。10余年来中学毕业就上山下乡的知青与广大的回乡知识青年们，闻知这一消息后更是欢欣不已，一个个奔走相告。数以千万计的考生，都在摩拳擦掌，匆忙复习，准备着在考场上一显身手。
　　
    面对这种高考改革形势，我的心也激动不已。大学梦一直是我多年的夙愿，现在是该圆梦的时候了。为此我得抓紧复习功课，作好迎考的准备。但由于时间仓促，上面又没有组织专门复习，这第一次高考，就全凭个人自己的能耐了。此后，过了约两个月，高考报名即开始了。根据文件指示精神，这次高考虽然要笔试看分数成绩。但政治审查仍十分重要。从大队、公社到县教育局、（地）州教育局，层层都有一栏政审推荐录取意见。如果分数一旦上录取线，决定命运的就要看政审关了。
　　
    虽然政审推荐严格，但能获得参加考试资格，已是我辈的荣幸了。我在报名拿到准考证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每日只在暗暗温习功课。
　　
    转眼到了冬天，高考的时间很快要到了。12月10日，正式开考的前一天上午，我们全公社报名的考生都集合在一起了。中学的操场上站了黑压压一大片，全部考生约有五、六百人。负责带队的一位老师讲了一番参加考试的注意事项后，大家便排成两路纵队出发，一个接一个地跟着，直向十多里外的瑞塔铺区考场走去。一路上，考生们兴头十足，笑语不断。被众人称为老鑫、老润、老龙等3个“三老”考生，都是教了多年的年轻民办教师。平日就爱一起扯谈相互幽默。这会儿三人走在一起，只听老鑫开玩笑道：“今日咱们去应考，只怕我这‘布腰带’要换成‘皮腰带’了！”老润就道：“咱们当民办老师，以前搬的是土包碗，这次考起了怕也要换成洋瓷碗了！”老龙接话道：“我这次考试，就要叫鸟枪换大炮！”
　　
    三人都很自信，自我感觉良好。但也有不抱多大希望的，因为书本丢了多年，考试心里没底。我是不善开玩笑的，能不能考好，我不敢说有把握。但我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应考。
　　
    从珠玑塔到瑞塔铺，中间走了约一个半小时，我们两路纵队很快就赶到了。考场设在瑞塔铺四中内。到这所学校后，大家又抓紧半日时间，各自作着应考准备。晚上挤在一间大通铺的教室内住宿，夜半了，众人还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起床洗漱毕，匆匆吃过早饭，接着找考室对考号。我的考室在第二考室，座位在近黑板的前二排。
　　
    上午8点半，考生进入考室。我找到自己的座位，手里拿着钢笔，心紧张得咚咚直跳。两个监考老师一前一后站在室内，考生们大气都不敢喘，这种严肃的考试场面，我还是第一次才经历。
　　
    过一会，监考老师将一包封好的考卷拆开，一一发给学生。接着，开考铃声响了，我们便埋头做起试卷来。这头一趟考的科目是语文。开头的题竟是拼音注解汉字。这拼音我虽复习过，但掌握得很不牢靠。思考了半天，竟写不出一个汉字来，这样下去我怕耽误时间，便赶紧往下看。找做得到的题先做，做过几道题后，最后看那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这作文题倒是很对我的胃口，我有多少心中的话要倾诉啊！这多年来在农村锻炼，尝过的酸甜苦辣滋味，都装在心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可写篇好文章。于是我凝神构思，很快将这篇作文按要求写完了。作文题有40分，其他题有60分。除了拼音没做，其余题我都做完了。
　　
    两个小时的语文考试，我一直坚持到打铃才交卷。语文考完后，考生们走出考室议论纷纷，有的欣喜，有的沮丧，过了很久，还在讨论答题的得失。
　　
    下午，考政治。这门课我感觉很顺手，因为政治经济学及哲学我多年来自学得多，此次考题亦不深，我早早就做完了。
　　
    连续两门课考试，我感到试题做起来还不算难。于是信心大增，剩下的数学和历史两门课，晚上我又抓紧复习了一下。
　　
    第二天开考，数学试卷发下来，我发觉多数题都有些难，但少部分题却能做到。我费尽心力，解答了一部分题。直到打铃，试卷还有几个题空着。我知道这门课考得不理想，而其他许多的考生，数学试卷几乎未动笔。
　　
    考过数学，下午剩下历史考试。这门课题不深，我感到做得亦很顺手。
　　
    整个科目考完，我感觉除了数学之外，其他各科考得还都顺手。
　　
    但是，在这众多的考生中竞争，我的分数能否上录取线，我自己还没一点把握。
　　
    当晚考毕，在回家的路上，众考生还在起劲地谈论，老鑫，老润和老龙三位考生依然眉飞色舞。他们都各自估计考得不错，更多的考生则觉考得不好，情绪不高。我亦为数学考得差而颇觉遗憾。
　　
    回到家，即耐心等待考试消息。约过了一个多月后，有天晚上我正收听广播，忽听公社播音员播送了一个重要通知，内容是请4名上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到县高考体检站进行体检。这四名考生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其余三名有一个理科考生，两个中专考生。听到这个消息，当晚我激动得彻夜难眠，全家人也为此信息而高兴万分。第二天一早，我即兴冲冲搭乘一辆拖拉机到了县城。体检站设在县幼儿园内。在这里我碰到了几个老同学。他们的心情同样都很激动。因为这次全县考文科的大专学生仅通知了6人体检。差不多近500人才有一人上了录取分数线，可见我们这几名上线的大专考生是多么幸运。但是，分数线上了录取线，剩下还有两关：体检和政审。体检这一关搞得很严格。我们一个个体检者脱光了衣裤，在室内由体检医生目测验查。然后是五官科、内科、外科，一关一关都查得很仔细。我在两个关口出了点麻烦，一是摸肝脾，医生说肝偏大了一指，二是量血压时，由于我很紧张，血压老偏高达140。后来又复查数次，总算降到了138。许多人为降压吃了醋。作完体检，我又赶回公社，按照要求填写了一张政审表格。上面要求大队、公社签署推荐意见，我很担心这大队公社政审推荐关难过，因为我的社会关系严重，过去我上高中大队就未同意，现在能同意推荐我上大学吗？虽然有些担忧，我还是心情激动地找到了大队刘支书家里。我把表格递给刘支书说：“我的分数上了线，现在就看基层推荐的意见了。你看能不能给我签一下？”
　　
    刘支书接过去看了看道：“没问题，我给你签！”
　　
    我没有料到这次他很慷慨爽直地就给我签了一段话，内容大意是我回乡几年来表现很突出，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肯下功夫，特同意推荐上大学。
　　
    刘支书填写的这段推荐意见令我十分感动，看来我这几年在农村的苦干实干没有白费，能得到大队领导对我的这段中肯评价，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到大队签署了推荐意见，接着，我又到公社去签署意见。公社办公室的喻秘书是个女干部，她写得一手好字，人也十分和善。在看过我的表格后，她当即也认真写了10多句话，大意说我的政治表现好，在农村劳动有苦干实于精神，才华也突出，公社同意推荐。
　　
    大队与公社的推荐意见就是这样顺利过关了，签完这两处意见，我心情十分高兴，此表政审过了，现在就看其招生办和自治州招生办的意见了。我自认为基层关通过了，上一级机关大概不会出麻烦吧！抱着这样一种侥幸的期望，我把政审表交给了公社中学招生办。同时又将自己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新闻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处地方，同时还说明了服从分配。这张表由公社送上县去后，我就回到家里开始期盼录取的消息了。为了使上级招生办和录取学校更了解自己，我又按照报上登载的文件精神，将自己前几年所学的5个学马列毛著的笔记本和数十篇报上发表的文章用包裹包好，从邮局寄给了省招生办。
　　
    做完这一切努力后，我便耐心地关注着录取信息。一月、二月过去了，我像盼星星盼月亮一般，一直都没有盼到片言只字。又过了一段后，全县第二批通知体检的大中专生的录取都通知了，我却仍无丝毫消息。眼看着那些已被录取的学生都陆续去了学校报名，我不禁心急如焚。
　　
    在县邮电局，我曾几次去询问，有无我的录取信函，答复没有看到。县招生办的录取喜讯张贴了几批，亦不见我的名字。我于是决定到省招生办去跑一趟，问一下。
　　
    从我所在的县城到省城长沙，路途有400余公里，我长到20多岁，还从未出过县城，现在我下决心只身闯省城。由于县里没有直通长沙的车，我辗转到大庸买了张去长沙的长途车票。两天后我顺利来到长沙，先在河西荣垮镇找了个旅社住下，第二天清早，天下了小雨，乘公共汽车到了坡子街省第六招待所。省招生办与各校录取人员均住在这里。在走廊上到处东张西望，见那些办公室多数还关着，大约还没几个来上班，我亦不知该找哪个办公室才能打听到准确信息。正踌躇间，走廊上走来一位手执雨伞，脚穿半统鞋，头上剪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我便冒昧地开口问道：“同志，我有个事向您打听一下，可以吗？”
　　
    “什么事？”她看着我站住了。
　　
    “我是桑植县的一个文科考生，这次第一批通知上了录取分数线，县里让我参加了体检，但我至今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我想问一下情况。”
　　
    “嗯，录取的事现在都基本结束了。”那女人有些同情地又说；“你的考号是多少？是桑植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是桑植一中毕业的学生，是在桑植四中考点考试的，考号在这里。”我把准考证递给了她。
　　
    “你填的志愿是哪些学校？”
　　
    “我只填了北大、复旦和湖南师院三所学校。”
　　
    “我就是湖南师院的，录取档案好像没看到过你的名字。你填过服从分配吗？”
　　
    “填过！”我肯定地说。
　　
    “我帮你问一下情况吧，你在这等着。”她随即拿着我的准考证走到走廊另一头的一间办公室，进去约10来分钟后，就走出来告诉我道：“你的档案没送上来，这里无法查到。”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感到大吃一惊。
　　
    “你们县里和地区没有呈送上来，详细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天哪！县里和州里为何要卡我呢？”我感到非常吃惊非常气愤又无可奈何。
　　
    告辞了那位女同志，我痛苦万分地一面走，一面上了街，在熙攘的人群中，我漫无目地地穿行着。过了约一小时，我步行到了湘江桥头。伏在栏杆伫立，见那浑黄的湘江水，汹涌着直向前翻腾，此时此刻，遭受了巨大打击的我，恨不得一头跳进湘江了此一生，然而纵然失败了，我也不甘就此绝望，我不信命运就永远这样残酷！我要再考一次。
　　
    想好了自己继续奋斗的目标，我就义无反顾地当即坐车返回了家乡，在桑植四中报名参加了复读班学习。第二年，即1978年7月初，恢复高考后的全国第二次高考又开始了。这一次报名的考生比七七届还多，因为考生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放宽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包括最早的六六至六八届的老三届毕业生，年纪大都是三十多岁的知青，此次全部可以参考。比较起七七年，七八年的高考进一步突破了多年来的左倾路线的框框，政策上终于彻底松了绑。此次录取新生，虽然仍要征求基屋单位意见，但这似乎只能作一般的参考，而不会再成为考生录取的桎梏了。就是在这样的大政治背景下，我赶上了这高考的末一趟车。在报过名后，认真做了各种考前准备。由于考生多，考场不足，我这一次考试就被编排到了瑞塔铺区完小内。瑞塔铺区完小的地点坐落在一座小山包上，临考的那两日，开头一天天气还不错。我感觉语文、政治、历史都考得很顺利，数学比上一年考得好。但考地理的时候，一道15分的问答题却将我难住了。我思考了良久，仍得不出有把握的答案。正在我冥思苦想之时，红山包上忽然起风了。一阵狂风吹来，我的地理试卷一下被吹到了地下，这兆头似乎有点不利哩！我心情紧张地拾起卷子，用手在桌上压住，也未再作多推敲，就依自己的见解将那道问答题勉强做完了。
　　
    后来走出考场，和同学一对答案，方知自己错了一个大题，起码得扣15分。为此我后悔不迭。假如这道题我再好好想想，是不应该弄错的，因为这样的题目我平时能做得到，考试由予紧张的缘故，我未能发挥出最高的水平。
　　
    但是，综观5科考试，我对上分数线仍然充满期望。果然，不久录取分数线公布了，我的5门科目成绩总分为336.2分。离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差3.8分，只能录取一般普通的本科院校。我对自己考出这个成绩不甚满意。我想，假如那道15分的地理题不错，我的分数就会远远超过重点大学分数线，还有数学，只考了40分，这都是令我很遗憾的地方。
　　
    不过，我毕竟又考上了分数线，这个成绩令许多人艳羡。因为，在全县范围内，达到文科大专院校录取分数线的人不到10人。而全国参考的人中，大学生的录取一千个仅能取4个。
　　
    分数公布后，我又像上一次一样被通知到县里参加了体检。有了上一次的体检经验，这一次我对每个科目的检查都注意看了结果。但内科检查时，对于肝脾的情况，主检医生却坚持不肯让我看。这位医生姓刘，性情怪僻，稍微问他即不耐烦。结果，我问了数次，最后还是没有弄清。
　　
    体检完毕，我又接着填写政审表格和录取志愿。吸取上一年志愿填得过高的教训，此次我只填了几所普通高等院校，并且将设在自治州首府的吉首大学填到了前面，最后又声明“服从分配”。
　　
    我的政审表中，公社与大队的推荐意见这次是由公社统一填的，也没遇到什么阻碍。
　　
    填完表后，我在家约摸又劳动了一个多月，到九月初，录取消息终于传来了，据县招生办透露，我被吉首大学中文系录取！得到这一消息后，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中。为把录取通知拿到手，姐姐和姐夫在县城邮电局找到一位熟人，天天帮我守候录取信函，有一天，我终于从这位邮递员手中提前将录取信函取到了手。捧着这封信函，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多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上大学心愿，今日终于实现了！为了这一美丽的心愿，我付出过多大的代价啊！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回乡锻炼，这中间的每一步路子，都浸透着我的艰难跋涉的痕迹。我从小时刚懂事起，就深深感受到了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政治上受人歧视的滋味！似乎永远也抬不起头来，我自小的性格也被人为地扭曲了，“想从农村奔出去工作，这辈子别做梦！”生产队曾有出身好的人给我下过这样的断定。然而，今天我却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终于走出了故乡这块狭小的土地。实践说明，一个人在艰难的环境下，只要树立信心，坚定志向，不怕挫折，不怕苦累，始终不渝地向着大的目标努力奋进，那美好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久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全家人也都如释重负般长舒了口气。此后的日子里，我在家好好休息了几天，接着到大队转了户口，到粮店转了粮食关系。同时，我又到双溪桥去看望了外婆一趟。已80多岁的外婆听说我考上了大学，将我的手拉着，激动得双眼直流泪：“要是你娘在呀，那就好了！晓得你考起了大学，她也能享福哒！”外婆每次见了我们几个外甥，都要这样念叨我母亲，我母亲是她的独生女儿，是她最看重的孩子，可惜，母亲却太早地离开了我们。外婆一提起她，就流泪不止，此刻，我亦为母亲不能看到我今天的出息而感到极大的悲痛！
　　
    从外婆家回来，我就着手上大学去报到的准备了。二哥为我转户口忙来忙去，大哥从学校赶回来，一再叮嘱我到学校要继续努力学习，为全家争光！三哥从遥远的湖北农场给我寄了一个笔记本，热情洋溢地写了好几封信表示祝贺。大队刘支书到我家表示真诚祝贺，生产队许多邻居乡亲都纷纷到我家看望祝福我。大嫂二嫂为我上学去准备了不少好吃的食物。父亲在家里为我细心操劳，每天都像过节似的给我弄最好的饭菜。庆立在我上学前，还特意到我家来，给我10元钱资助我生学。姐姐也为我准备了一笔路费，同时为我买了一套新衣。我把母亲的一口木箱拿出来，将自己在农村劳动穿得最久的那套机织布衣放进箱子，准备作永久的保存，我想用这套衣服作纪念，提醒自己永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1978年10月初，一个洒满阳光的早晨。我在父亲和二哥的陪伴下，来到门前的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客班车。父亲和二哥帮我把一口小木箱和一床棉被送上车去，我就坐在前排的一个空座上，把头伸出窗外，与父亲、二哥作了告别，与家乡作了告别！
　　
    司机启动马达，飞快向前开去。我的心伴随着这车轮的转动，飞向了那遥远的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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