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片段（一）

    （一）放牛
　　
    “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由于教书的姐姐被清退去了湘乡，我被迫从小学辍学。回到生产队，因为年岁还小，尚未成一个劳动力，队里便安排要我喂牛。其时生产队总共有5头牛，一头大水牛由一个女劳力喂养，每年1200工分。一头黄牯由一个名叫浙南的少年喂养，每年800工分。一头老母牛加一头小牛崽由一个名叫康乐的小伙子喂养，每年900工分。还有一头黑黄牯牛，原是康乐喂养的那头黑母牛的牛崽，此牛长大后，康乐照管不过来，生产队长便要我去喂养。我接受任务后，开始还觉得新鲜而又刺激，以为放牛好玩。每天与伙伴们一起早早把牛牵出牛栏，一路响着铃铛，到山里或河边后，便让牛去吃草。几个伙伴此时或打牌、或下棋，傍晚又伴着落霞一起赶着牛往回归。这样的日子确实也有玩得开心的时候。但是，这种玩乐是很短暂的。时间一长，我便感觉到这放牛的活儿是多么枯燥、无味而又劳累。特别是我喂的那头黑牯牛，脾气又大又犟，开始喂养时还很欺生，动不动就用角触人，有几次我都险被它的尖角触着。后经用鞭子教训了它几回，那触人的脾气才有所收敛。喂牛又很辛苦，每天都要照料它的吃喝，除了放牧，还要割草、喂料、清扫牛栏，尤其是风霜雨雪天还要去伺候它的吃喝。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被放牛的活儿捆绑着，没有多休闲的时候。而放牛所得的工分，平均每天只有2分多一点，只有1/4个劳动力的工分，每10个工分才值0.3元左右的价值，像我喂的那头黑牯牛，一年喂养的代价才值24元钱。在当时仅相当于购买100余斤稻谷或30余斤猪肉而已。
　　
    放牛之苦远远大于放牛之乐，这是我喂牛不久便深有所得的体验。我曾经想尽快摆脱放牛娃的这份苦差使，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那时我就思考：自己正是读书的年龄，却没有书读，这是为什么？社会对于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和像我这样有所谓社会关系的人为什么要歧视？我们为什么会丧失受教育的权利，我感到想不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想不通的事还多得很，而这一切的苦难都只有默默忍受。后来，我放了三年牛，直到15岁多了，才终于在教书的大哥的帮助之下，在一个秋季到了他所任教的麦地坪中学去插学读书。我庆幸在那一年有那样一个转机之日，要不然那放牛的苦还不知要持续多久。
　　
    （二）吃糠粑野菜
　　
    那年3月，正是犁耙水响，春耕正忙的时候，也是农村青黄不接，缺粮缺菜吃紧的时刻。
　　
    有天早晨，父亲和二哥到生产队出早工——使牛犁田去了。13岁的我已辍学在家，除了喂两头牛之外，每天还负责为家里做两餐饭。其时大米早已吃光了，剩下还有几斤包谷粉，父亲取了一半，另外掺和一半细米糠，嘱我做一顿糠粑粑当早餐吃。我奉令把包谷粉与米糠用水搅和做成一个个圆形糠粑，再置入锅中隔架之上，下面放两瓢冷水，上面用锅盖盖好，就在灶坑里烧起火来。那时连柴都没有，烧的全是茅草麦茬儿或稻草火。约摸烧了10多分钟，我揭开锅盖一看，见那糠粑已经蒸软，用筷子夹了一块来试口味，觉得还能吃，又有香味，只是难以嚼烂，咽起来还有些难，不能吞得太多。做好糠粑，我发觉早餐菜也没有。那时生产队分得有块自留地，是专门种菜的。我家大部分却种了洋芋，洋芋果还未长大，不能吃，其他的夏菜，辣椒、茄子、黄瓜、南瓜等还在长苗子，莴笋早已剥光，早熟的菜豌豆刚挂荚不能吃。我在自留地里巡视一遍，确信弄不出一点儿蔬菜之后，便将眼光投向了两块长得茂盛的紫云英的稻田中。这紫云英是草籽的一种，主要用于肥田，牛和猪都喜爱吃，但不能吃多，生产队曾经有头水牛就因食紫云英过多而中毒死亡。这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到田中采摘了一篮子嫩的紫云英，开了花的都不要。又在田角扯了一些地米菜，回家洗净，放点清油，就炒了两大碗野菜。
　　
    “饭菜”弄好后，我父亲和二哥过一会儿就收工回来了。3个人坐在桌边，饥不择食地大吃起来。那糠粑野菜本很难吃，但正如《圣经，箴言》上所说：“人吃饱了，厌恶蜂和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甜。”我父亲当时还夸赞我道：“你的手艺不错嘛！这糠粑野菜弄这么好吃就不简单！”
　　
    像这样的糠粑野菜，后来我们全家还吃过多次。这种糠粑吃过后，不易消化，但为了活命，还得吃。只吃得两眼凹进，消瘦如骨。现在回想起来，在那受饥饿的特殊年代，能平安挺过来，就算不错了，若和一些同年代的苦难者来相比，觉得自己已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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