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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让青春的理想突破现实的瓶颈
工作坊的概念运用于艺术教育已有百年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怀抱狂热改革理想的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在德国建立起一所崭新的建筑与设计学校——国立包豪斯学校。包豪斯的教学强调理论知识与实务技术并驾齐驱,并将中世纪手工业师徒教学的“工作坊”融入艺术教育,形成了以协作为中心思想的工作坊教学。然而,格罗佩斯或许不曾想到,自己一手打造的模式会在今天被如此广泛地运用于摄影教育。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想要在短期内对摄影师进行系统教育显然并不实际。但工作坊的形式恰好满足了职业摄影师在有效时间内学习于工作的需求,因而一直在摄影领域有着大批拥趸。
“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正是这种教育形式的再体现:学员直面名师,以“小班授课”的师徒式传授,借助讲师的广博学识点出个人职业道路上的迷障;讲师也能够充分结合学员实际情况,将思想的传授融入实际工作中,于细微中传道授业,使专业经验得以分享、传承,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纸上谈兵的弊病;所有学员需在工作坊期间进行一组摄影作品从构思到拍摄,再到编辑的全过程,让感性的经验找到理性的出口,力争在此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职业生涯的生存“陷阱”
开班第一天的选题会上,武汉晚报摄影记者王翮就代表几个走了一天还没有找到拍摄“兴奋点”的学员道出了困惑:“我们几个都市报的摄影记者,整天就是应付着‘生产’,碰到突发事件能短、平、快地组织出领导给的命题,但现在自己找选题,好像就没了感觉。”有着丰富媒体摄影部门组织和领导经验的大众日报图片总监孙京涛一语道破,这是很多摄影记者存在的共性问题。他指出,报选题是衡量摄影师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在拍摄中过分受到职业固化的思路影响,最终只会让摄影师沦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摄影民工”。
事实上,缺乏社会经验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摄影师更容易被周围环境所影响,让自己的拍摄行为屈从于工作的需要。这不只是媒体摄影师的诟病,追求用纯粹的视觉刺激吸引眼球等类似问题在很多青年摄影师身上并不鲜见。
踏入沦为拍摄工具的职业“陷阱”而无所知的直接结果,就是拿到题目后匆匆展开无意识的拍摄。宁夏新消息报摄影记者周丽芳确定的表现乌镇原住居民面临私人空间商业化威胁的“二分之一空间”,曾是最受肯定的选题之一。但拍摄真正开始后,首先引起孙京涛注意的,是周丽芳对同一场景的大量、重复拍摄。数码设备的采用让摄影师得以在前期大量拍摄,再从中挑选出可供采用的作品。这本无可厚非,但显示出的是摄影师对画面把控的不自信,更是没有厘清拍摄思路的表征。
仅为完成一项拍摄任务,以上方式并无不可,但从一名摄影师的长远职业生涯来看,尚未对主题深入思考就抬手拍,绝对属于需要有则改之的习惯。长此以往,摄影师逐渐丧失对一个命题自我判断和思考的能力,“没什么可拍”“不知道怎么拍”的困惑必然接踵而至。而与这种结果相对应的恰恰是自我“预设”的膨胀。跟踪桐乡工业企业的原中国日报云南记者杨帆,和新华社图片编辑崔新钰相继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他们最初选定的“工厂与工人的关系”“大工厂环境中人的异化”等命题接连遭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的质疑。面对话题时,想当然地将个人经验投射到拍摄中,还未展开充分的调查、论证就给出自己的既定“结论”,并用现实中的画面去印证自己的论点,显然有些本末倒置。因此,讲师们反复强调用事实引动照片,不断引导学员在大社会背景下思考选题,将所拍话题与现在的生活与当下的关注联系起来。
一连串的囫囵吞枣自然会造成摄影师对所摄事件缺乏良好的消化。而没有了前因后果、失去了讲述节奏,对于形成一组完整的图片故事或报道摄影作品是极为不利的。腾讯网新闻图片编辑吴家祥正是囿于这样的局限,他拍摄的反映幼儿园儿童现实状态的组照《呜哩哇啦》,始时虽然把握住了作品的整体情绪,但缺少了作为一个故事的延展性,被束缚在画面的呈现层次。
倘若一组作品只剩下了对画面的表现,追求形式的新、冲击力的强,也只能算得上抓住了看“影像”的瞬间,白白丢掉了每个摄影师都应认真思索的“摄影”本身。孙京涛就在工作坊上提出:影像不等于摄影,它只是摄影的影子。摄影师应当以摄影艺术的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不仅仅让作品满足于读图的浅层作用,再次落入职业带来的“陷阱”。进而日复一日地消耗着青年摄影工作者的热情。
理想主义的“脱胎而不换骨”
面对三位讲师貌似不留情面的“刮骨疗伤”,学员们反而逐渐从起初迷茫的沉默中走了出来,随后的拍摄过程更有了冲劲和动力。让学员们“找到自己的问题,甚至带着问题离开”也正是此次青年摄影工作坊的初衷之一。之后的“排毒”过程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了。任悦甚至半开玩笑地向学员们提出,保持自己作为一名摄影师的理想主义更要做到“脱胎而不换骨”。
这“胎”或是学员们通过这次工作坊经历找到的问题,或是出于对过去职业经历提出的疑问,或是个人拍摄方式方法的不足。而“骨”则是摄影师寻找个人职业方向的勇气。“脱胎而不换骨”,就是要在填补缺憾的同时保持理想主义的气节。而坚定这一理念对于刚刚迈入职场的青年摄影师来说更显得弥足重要。浙江日报首席记者陈庆港曾语带浪漫地告诉学员:“纪实摄影师要把自己变成一棵树,而不是一堆草,其一生就是一个大选题。今天在这里冒一丛,明天又在那里冒一丛,虽然最后长成一片草,但都是不相关的。如果你是一棵树,一辈子拍下的散片或小主题,都可以成为一生当中大主题的一部分。”他认为,每名已形成个人风格的摄影师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持续性拍摄项目,虽然选定这样的项目不易,但如果找到就一定要悉心经营下去。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对理想和目标没有坚定的信念,显然是没有底气的。
“离开这里,你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了”,工作坊临近结束,任悦曾这样对学员们说。这话一方面是对即将到来的离别的感叹,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群青年摄影师离开工作坊后,所学面对职业现实是否真能为其所用的无奈。同样有感于此的孙京涛也曾语重心长地对学员们说:“绝对不要把自己的职业理想淹没在日常的工作之下。一旦你遵循了它的规则,就会发现,它的规则会覆盖你的规则。你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被抹杀。只有心更大、标准更高,你才能真正成为独立思考的摄影师。”
值得欣慰的是,此次工作坊带给学员们的最直接的统一感受,就是“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无论是集中的教学授课,还是高强度的头脑风暴,无不再次唤起了学员们对摄影这一事业的最初的理想和最纯粹的热爱。
冲破瓶颈,面临选择
作为学员,12位青年摄影师有的或许尚未打下稳固的事业根基,有的或许还拿不出值得称道的代表作品,但“青年”这一语汇隐藏着无限可能。对他们而言,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摄影的瓶颈,更是事业和人生的无数选择。
正如陈庆港在工作坊启动之初言明的,“‘80后’、‘90后’虽然镜头向外,比前辈获取了更多可表现的内容,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内在,是个人情绪和想法。他们的作品整体呈现出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其个人身份的不确定。”如果说工作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这些青年摄影师找到并解决一些“软”问题,那么根本影响一名摄影师成长的“硬”件还有赖于时间的积淀。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年摄影人的一次次冲破个人瓶颈、一次次人生抉择,确是痛并快乐着的必要经历。
就在工作坊启动的前不久,自由摄影师邹璧宇得到好消息,托福考试顺利通过,接下来他将开始向海外院校提出求学申请;
工作坊进行期间,山东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刘磊接到职业面试通知,带着不舍先行离开,摆在他面前的是人生的一条崭新起跑线;
几天后,崔新钰也收到了新华社的委派,他将在不久之后再次回到浙江,到新华社浙江分站履新,开启作为一名摄影记者的新事业……
随着“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悄然落下帷幕,年轻的他们又再次回归各自的位置,新的瓶颈和挑战还将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