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土家族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四）

    四、定居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巴人
　　
    秦灭巴以后，巴人的势力急剧衰落，有的被迫迁徙。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曾利用英勇善战的巴人平定三秦，战后，有的遣回，有的移居于商洛之地。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巴人反抗东汉王朝的统治，东汉王朝派刘尚率军镇压，并将七千多人迁往湖北江夏（东汉郡治在今云梦县东南）一带，被称为“沔中蛮”。东汉永元十三年（101年），“巫蛮”（今巫山）许圣等又起而反抗，这部分巴人亦被迫迁至江夏。到了南北朝时，江夏一带的巴人发展很快，逐步活动到湖北东北部和河南东南部，被称为“荆雍州蛮”、“豫州蛮”、“五水蛮”。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春秋战国时散布和活动于广大地域的巴人，以及以后迁往江夏和湖北东北部、河南东南部等地的巴人，大都融合于汉族，小部分融合与之近邻的其他民族，只有定居于湘鄂渝黔接壤地带的巴人才是土家族的先民。
　　
    秦灭巴之后，定居于湘鄂渝黔毗邻地区的巴人，虽然经历了历代王朝更迭和战争变乱，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大的迁徙，一直比较稳定地生活于这一地区，繁衍生息，延绵不断。考古发现和大量的历史文献都充分证明，土家族的先民是定居在湘鄂渝黔边的巴人。
　　
    1．巴人以虎为崇拜神。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今土家族及其邻近地区，发现了大量以虎饰为主要特征的巴人文化遗物，其中有巴人的军乐虎纽锌于。齐建元中（479-482年）巴蛋所居涪陵郡（今酉阳、黔江一带）的田健住地，曾获一錞于，当地人以为神物，奉祀之。宋代的《宣和博古图说》载十九镎于，中虎錞七，其最大者重51斤，小者7斤。但未载发现地点。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在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山的古壕中，发现虎纽錞于1件。绍兴三年（1133年），长阳县发现重35斤的虎錞。清嘉庆九年（1804年），施南府发现“大小二虎錞，大者五十余斤，小者二十余斤，形制悉与（宣和）图说相合。”1804 1921年间，“施南长阳附近屡获此錞，殊不可解”。新中国成立后，长阳县武落山下、清江南岸西上几里处出土1件完整的虎錞。五峰、巴东、建始、恩施、利川等县出土虎錞10余件。龙山、保靖、花垣、泸溪、慈利、石门等县发现錞于27件，其中虎纽錞于22件，蛇纽与马纽各2件。纽不明者1件。最近，桑植、保靖、吉首等县又出土大量巴文化遗物，其中亦有虎錞。除虎錞外，尚有铜戈、铜剑、铜钺等器物，大多饰有虎纹。湘西、鄂西出土的大量带有虎饰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断定为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的巴人遗物，与重庆涪陵小田溪、四川巴县冬笋坝和广元县宝轮院出土的巴人遗物，在造型、纹饰和风格上一致。这绝非历史的偶然巧合。具有巴文化典型特征的虎饰文物，集中出土于湘鄂渝黔边地区，正是巴人定居和活动的历史见证。
　　
    2．巴人重祀之俗相沿很久。明万历年间，永顺土司祭祀时，“杀人亦献首于其庙。……闻楚徼外，保靖、石柱、酉阳诸土官皆然”。此说虽无更多史料佐证，但应该说是巴人遗风。土家族在历史上同时有过敬白虎和赶白虎的信仰，因为他们的先人认为有两种白虎神，一种是“坐堂白虎”，它是好神，每户都得有白虎堂，敬它求其保佑；另一种是“过堂白虎”，它是恶神，如它跑到哪户过了堂，就得请土老师去其家赶过堂白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白虎神，都与定居于此的巴人崇虎的原始信仰有关。隋唐之际，定居于湘鄂渝黔边的“蛮”人，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隋书·地理志》中说杂“南郡、夷陵……沅陵、清江……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避处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巴人的某些文化和风俗习惯长期延续，历久不衰，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土家族保存的跳丧、摆手、竹枝词，以及重祠祀、敬鬼神等文化和风俗，都与巴人有着承袭的关系。
　　
    3．土家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不少有关“巴”的地名。长阳、巴东都傍巴山筑城，施南府卫城南二里有“巴公溪者，相传郡南有巴公塚，昔有巴国大栅王世葬于此，或呼为巴公山也”。现在，恩施地区仍有巴西坝、巴勇、巴息，长阳县有巴山河、巴王沱、巴业山等古地名。巴人语言虽早已消失，但从个别词汇中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夔峡地区汉代有大量巴人居住，扬雄少时曾在此地度过，他作《方言》中说：“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今土家语中称虎为“李”，称公虎为“李爸”，母虎为“李你嘎”。汉人把“李爸”记为“李父”，“李你嘎”记为“李母”。鹤峰州的“李虎坡”应是巴语与汉语的混合地名。这种语言相混的情况，在施州还是比较多的。南宋王象之所撰《舆地纪胜》中说：“施之地虽杂夷落，稍近华风，故乡者则蛮夷，巴汉语相混。”
　　
    4．从西汉末“武溪夷”田强开始，到明末清初，活动在湘鄂渝黔边地区而被称为“蛮”或“夷”的田、向、覃、冉、彭等氏首领，一直绵延不断，见于各代史册。这些姓氏的首领在历史上虽然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同，势力消长时有变化，但是，他们始终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强宗大姓。田、向、覃、冉、彭等姓正是现今土家族中人口众多的主要姓氏。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家族是由定居于湘鄂渝黔四省市接壤地区的巴人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步形成为单一的民族。但是，土家族发展过程中也融合了与之邻近的部分其他民族，包括迁徙进去的少数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在内。
　　
    研究土家族的来源，必然涉及唐末五代时崛起于湘西、割据称雄、世代延续、建立了八百余年土官土司世业的彭士愁的族属问题。一般认为彭士愁是彭瑊之子，从江西吉安府迁来的汉人，其主要根据是明正德年间永顺宣慰使彭世麒所撰的《永顺宣慰司志》。但该书现存的残本中，彭士愁之父及其以下多代，俱已失散，无从查考。而彭世麒建祠时刘健为其作<世忠堂铭》文中说：“唐之季世，乱起民忧，有讳瑊者，刺史辰州，族人戴之，愿立其子。事闻于朝，朝议顺旨。自是，子孙官守其地。”明确说明彭瑊为其始祖。光绪《龙山县志》卷六说得更加具体：“土人家乘称：其先有志蛮头吴著冲，……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猛洞。瑊复率众击之，遂匿洛塔山。时有漫水司（今隶湖北来凤县）土官之弟向伯林，骨肉不和，归瑊。城令伯林攻吴著冲，著冲困死于洛塔山洞，瑊以洛塔之地酬向氏，余土归城。……又有惹巴冲者，与吴著冲结为兄弟，……后亦为瑊所并。城于梁开平间归顺，命为溪州刺史，子彦唏（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依据上述资料证明彭氏原系汉人是不可靠的。
　　
    对彭氏谱序中彭士愁先世的真伪，早就有人提出质疑。乾隆《永顺府志·杂记》中对《保靖司家乘》把彭氏之先追述至唐懿宗进士彭辅时说：“彭辅之说，……子孙夸大其先人，恐未足凭也。”谭其骧教授撰文认为彭士愁为“蛮族血统”，与彭玕、彭碱“为风牛马之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者也”。
　　
    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彭士愁不是汉人，而是溪州“土著”。从五代时彭士愁与马希范订立的《复溪州铜柱记》中可以看出，在彭士愁之前，彭氏在溪州的势力早已强大，自署或袭职州刺史的已不乏其人。在《复溪州铜柱记》题名的19人中，有彭氏8人，而其中以“前溪州诸军事守溪州刺史”职名的有彭允瑫、彭师佐2人。可见彭士愁之前担任溪州刺史的不是彭瑊。《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页载：“蛮酋彭师暠降楚，楚人恶其犷直”，明确指出彭士愁之子彭师嵩（应作师杲）为少数民族。《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直称彭士愁为“溪州峒蛮”。南宋陆游在《南唐书·彭师瑊传》中说“师暠不知其家世”。如果彭瑊确系彭师暠的祖父，曾任辰州刺史，又系当时江西的名门望族，彭师暠何以忘其祖先？“不知其家世”，似乎难以理解。清人王士祯在谈《复溪州铜柱记》的按语中，根据陆游《南唐书》叙述了彭师暠与马希崇的关系后说：“然则彭氏虽溪蛮，乃马氏之忠臣”。《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中说：“北江蛮酋最大者日彭氏，世有溪州。”元明之际的史籍中称彭氏为“蛮”的更是不胜枚举。
　　
    另从彭氏谱系中可以看出彭士愁的后代有以土家语取名的。永顺司系传至第七代，有彭福石宠之名；保靖司系传至二十二代后，有彭药哈俾（又名药司徒）、彭麦谷踵、彭大虫可宜、彭南木处（或忤）等名。土家语呼“长官日冲，又日送，又日踵，又日从”。显然这些名字是土家语。这些资料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彭氏之先是“土著”，而非汉人。
　　
    彭瑊是否进入湖南担任过辰州刺史？在史籍中，只有《楚纪》中说：“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辰州刺史彭瑊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阖门遇害。”而《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所载与此截然相反，“梁开平四年六月，……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歼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与《十国春秋，吴世家》所载相同。其他有关五代诸史均无彭城曾任辰州刺史的记载。因此，《楚纪>中说开平四年彭瑊当辰州刺史，是不可靠的。彭城被吴军围困于江西吉州赤石，何以能到千里之外的湖南辰州去当刺史？这也是难以解释的。
　　
    彭世麟修谱时，把自己的先世追溯到彭瑊，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长期的民族压迫下，为了避免民族歧视，抬高自己的门第，有利于其家族的世袭统治，攀附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作为自己的始祖。这种现象，在土家族现存的其他姓氏的族谱中，也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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