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隋以前的土家族（一）

    第二章封建社会前期

    第一节  隋以前的土家族
　　
    秦灭巴以后，巴人地区成为秦朝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大致可分两段，秦至隋代的郡县和唐宋的羁縻州郡的设置。
　　
    一、秦至隋时土家族的政治
　　
    秦统一六国后，在巴人住地设巴郡、南郡和黔中郡三个郡，把巴、楚和巫郡一部分地并入南郡和黔中郡，分而治之。西汉继秦，将黔中郡更名为“武陵郡”。在武陵郡境内设迁陵县（含今保靖、秀山等地），酉阳县（含今永顺、龙山、黔江、酉阳等地），零阳县（含今龙山、永顺、慈利等），充县（含今桑植、大庸、来凤、宣恩等地），沅陵县（含今永顺、泸溪等地），佷山县（含今长阳、五峰等地）；南郡设巫县（含今巴东、建始、恩施等地）。东汉继西汉之制，建置没有变动，只是在溇中地区郡县之下，设立过“里”、“亭”等基层机构。三国至隋，由于封建王朝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不安的状态，因而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时弱时强，变动较大。《晋书》记载，吴、晋各有建平郡，辖巫、建始、沙渠等县；吴置宜都郡，下控假山、夷遭等县；吴设天门郡，控制零阳、溇中、充等各县。武陵郡的辖区虽较汉时缩小，但仍保存沅陵、迁陵，并从酉阳县分设黔阳县（今龙山）等地。蜀曾在今渝东设“巴东属国”，后改设涪陵郡，下设丹兴（今秀山、黔江）、汉葭（今彭水）等六县。隋统一中国后，继续加强对湘鄂渝黔边的统治。隋初，将荆州在北周管辖的施州改置清江郡（今恩施等地），辖开夷（今咸丰、黔江）、建始、盐水、巴山（今长阳）等县；改天门郡部分地为澧州，辖石门、慈利等县。开皇九年(589)，立辰州，直辖沅陵、大乡（今永顺等地）等五县。北周把渝东南原黔阳地改为黔州，隋又更名为黔安郡。在这些郡县所在地，由封建中央王朝直接派遣官吏控制，对于表示愿意归顺的首领，则委以官爵，治理其地，或薄徭轻役，重加厚赐，甚至互为婚姻，以示笼络；一旦反抗，就派兵镇压。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利用巴人首领，征发大量巴人定三秦。以后，汉武帝在经营南越和西南夷中，都曾多次大量征调巴人，并采取措施，“以化巴俗”。东汉时，仍以巴人首领治理其地，继续实行羁縻政策。
　　
    三国至隋时，各种势力相继激烈争夺峡江和五溪地区，土家族中的首领成为他们互相笼络的重要对象。有的首领依附于各方之间，或者时此时彼，以利自己的统治。吴、蜀争夺荆、湘，当吴克南郡后，“蛮夷君长皆降，（陆）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利用其首领以拒蜀。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又以“建平蛮”抗吴。西晋时，应詹在招来“天门蛮”、“五溪蛮”之后，采用“破铜券为盟”的办法，以求安抚天门、五溪地区各族。南北朝时，从司马睿起，继续实行羁縻政策。东晋大兴三年(320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瓂表示归顺，东晋元帝封向弘为折冲将军、平乡侯。南朝刘宋时，“建平蛮”张醭之等50人、“宜都蛮”田生等113人归刘裕，都得到重赏。到了南齐，在治理“蛮左”的奏折中，已把加封各族首领事说成“酋豪世袭，事炳前叶”。说明在土家族首领中早已盛行世袭制度。
　　
    湘鄂渝黔边土家族内部的社会组织状况，从稀少而不连贯的史料推断，他们按照姓氏聚居或散居于相邻的溪峒，从事生产或出征作战。率领他们作战的首领，在武陵地区的“零阳蛮”自称为“精夫”。“精夫”与民众间，还是靠同种或同族的种姓血缘作纽带，来维持其族内部联系。
　　
    土家族各部之间，在政治上没有固定的联系形式，往往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以至在反封建中央王朝的控制及起义斗争中，多被各个击破，或以“善蛮”攻“叛蛮”而失败。从魏、晋以迄南北朝末期，土家族各部之间的联系日渐增强，他们往往互相联合进行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在峡区及其相邻地带的冉、向、田氏各部人口众多，势力强盛，其他姓氏各部大者万家、小者千户，他们联合“黔阳蛮”（一作黔阳）田乌度、田都唐等抄断江路；“信州蛮”冉令贤、伯犂、冉安西与向五子、向宝胜等曾共同抵抗北周军，或屯据峡区，自称王侯。
　　
    总之，从秦至隋，各封建王朝虽在土家族地区设置郡县，委派官吏，但是控制比较松弛，时断时续。加之战争较为频繁，社会长期动荡不定，土家族内部势力消长变化较大，活动范围时大时小，因此，尚处于不很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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