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清末民初的土家族（一）

    第四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期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土家族
　　
    一、清末民初土家族地区的政治
　　
    （一）清朝的腐朽统治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土家族人民积极参加反抗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的斗争，清政府调集大量兵力前往残酷镇压。为了防止土家族人民的再次反抗，清政府在各府、州、县和重要的军事要地增派绿营兵驻防，同时严密保甲制度，并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进一步加强其反动统治。1856年，清政府下令加强土家族地区的团防，各府、州、县分别制定团练章程，根据自然村寨组织团练。规定年十八岁至五十岁之间身强力壮的男子充当团丁，无论贫富，家出一丁；由当地地主充任团总，负责清查户口，训练团丁。并且实行连坐法，“责成团清其团，族清其族，如一家有犯，九家同坐”。对于消极懈怠的团丁要“从重惩罚”。1905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裁革绿营兵，编练新军，先后在土家族地区建立警察制度，各县设立警务公所，妄图变换形式，以稳定其统治。
　　
    鸦片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为支付给外国侵略者巨额的战争赔款，以及为镇压绵延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需要的浩繁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赋税，对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剥削。1855年，湖南巡抚骆秉章在省内征收厘金，在各地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遍设厘金局，对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无论大小贵贱，只要货物过境，全部征税；有的商品从原料到制成品要先后征税几次。各府、州、县为解决所需经费，也任意设局抽厘，敲骨吸髓。1892年，永顺知县因办大乡书院，经费无着，于王村设厘金局，征收商品过境税。其税以盐为大宗，油、碱次之。由四川途经王村运出的盐，每篓征税117文，入境的淮盐每篓征税70文；油一篓，碱一桶，各征收40文。征收厘金的结果，造成商品价格上涨，商人将这些额外负担转嫁到广大土家族劳动人民身上。
　　
    其他各项苛捐杂税也名目繁多。鸦片战争前，清廷在土家族地区只征收秋粮银一项，而且数额不大；鸦片战争以后，各种杂税逐年增加，仅四川秀山县的民间杂赋门户差就“日送新、日夏麦、日秋粮、日芝麻、日茶、日笋、日朝贡表笺、日月会费、日束惰、日助边镶、日户税，近苛敛矣”。1901-1909年的九年中，房契税正银一两征税由2分增加到9分，加重3倍以上。
　　
    夫马差役更是有增无已。凡官员往来过境，文武童生应试，都要向农民摊派差役，动辄需夫千名、数千名不等。“所当差者，均系无告贫民，竭蹙悲号，溢于道路”。土家族穷苦农民不但承担差役，而且夫谷夫钱也要由他们负担，“夫谷夫钱，有由一而累百累千者，小民不知不识，岁苦其供”。
　　
    清廷腐朽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辛亥革命前两三年间，广大农民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汹涌澎湃，席卷全国，因而清朝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更趋残酷。1909年，清朝派往永顺的新任知县，诬蔑对清政府腐朽统治不满的土家族人民为“匪”，竞扬言“非杀数万人不足以了此浩劫”，妄图实行血腥屠杀来阻止土家族人民的反抗。
　　
    （二）军阀混战及其黑暗统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支持下，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夺。从此，土家族人民又处于北洋军阀与当地大小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控制土家族地区的拥袁势力，在各县委任官吏，派兵驻防，并成立警备队，以加强对土家族人民的统治。他们在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下，纷纷组织团防。永顺县民国元年，由地主豪绅开会议定，将原保甲总局改为团务总局，各保设立团务分局，招募团勇，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在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护国之役中，控制和盘踞在土家族地区的大小军阀，在“讨袁”的名义下，各树旗帜，纷纷宣布独立，实际上他们乘机攫取权利，扩大地盘，成为霸据一方的割据势力。这些大小军阀为了扩展实力，抢夺地盘，不惜大动干戈，相互厮杀，长期混战，弄得土家族地区岁无宁日。各股势力对永顺县的争夺，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1916年3月，张家界的罗剑仇率众攻入永顺县城，不久退出。绥靖镇营长孙炳炎领兵四百余人乘虚进驻县城，当其得知自称北伐讨袁军司令的田月卿率众千余人准备攻城时，星夜逃走，田月卿不战进城。不几日，尹桂卿亦率领百余人人城争夺，田月卿以尹桂卿私通北洋军为借口将其杀死。接着，僭称总司令的甘清平和号称统领的刘云山亦拥兵入城，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甘、刘以形势于己不利，又率众退出。于是，田月卿的势力逐渐强大，田趁保靖、桑植两县官员早已逃遁之机，派其弟田吉卿领兵攻打桑植，令部下杜标攻打保靖。甘清平、刘云山为雪田月卿威逼出城之恨，联合龙山县团勇，与田月卿军激战于钓矶岩，大战两昼夜，田军死伤惨重，溃退出城。甘、刘军尾随其后，田军逃走，甘、刘军复占永顺县城。田月卿投奔自称辰沅道尹兼湘西军政府总司令张学济，张即派乾城驻军团长姚忠诚、统领李必富前往永顺，攻打甘、刘，经过激战，甘、刘败退，姚、李军进入。1917年，绥靖镇总兵谢重光在姚忠诚军撤离时，立即率兵移驻永顺。不久，驻在辰州的靖国联军第五军司令林德宣以援助四川为名，图谋占据永顺，与谢重光的何之祯部激战于牛路河，林军败退，窜往桑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小军阀及各股势力对永顺县城的争夺竞达七次之多。不仅如此，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区，是四面交通孔道，因而成为北洋军阀和湘川黔滇等地方军阀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以致军队往来穿梭，名目繁多。“其时统兵各员，随时设立名目：日游击、日队长、日司令，与一切护法、靖国、讨袁……诸军难屈指数。且来去无常”。
　　
    长期的军阀混战弄得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的土匪随之日增。他们打家劫舍，横行乡里，“甚者结党成群，名日拖队伍；掳人勒赎，名日捉肥猪；焚烧屋宇，名日扯红旗；骚扰地方，名日吃招待”。但是，这些为害甚烈的土匪却成了大小军阀重要的兵源。他们官匪勾结，相依为命。各派军阀专以收编有枪支之股匪为能事，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而土匪亦藉受招安为护符，到处搜逼枪支。因此，兵匪实属一家，今日为匪，明日即可为军。
　　
    各派军阀经过长期的激烈混战后，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暂时减少冲突，彼此妥协，议定在各自割据的范围内建立防区。酉阳、秀山、黔江等川东地区归石青阳管辖；争夺湘西的军阀张学济驻扎沅陵上游及辰溪等地；凤凰、乾城、麻阳等地归田应诏管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由林德宣占据；进攻四川败北的北洋军阀皖军吴光新部则盘踞鄂西。这些军阀在各自割据的防区内，不仅控制财政，横征捐税，派差拉夫，而且所有行政、司法、教育等权都为其掌握。贪得无厌的军人深知防地的重要，懂得防地是军费的主要来源，有了军费，就可以不断扩军，随着军事实力的扩张，就能够以战争手段扩大防区，以致相互混战，干戈不休。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人们的乡土观念，建立效忠于自己的“子弟兵”，以亲属、同乡、同学掌握军队各级领导大权，结成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之间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往往彼此勾结，互相利用，一旦利害冲突，便翻脸无情，互相火并。
　　
    1911-1919年间，由于军阀混战不息，土匪横行无忌，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政治异常黑暗。如永顺县，在民国初年，时而裁县留府，时而裁府留县，建制不定；已经建立的府议会也因军阀的干扰而时立时散，成为“尚无定制”的状态。
　　
    各派军阀可以随意任免官吏，控制地方政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巧立名目，增加赋税，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土家族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1912年，湖南省议会以人民有纳税的义务为名，将清朝时在湘西采买的大量兵谷改为田赋，并停发采买银两，因此，农民的田赋负担急剧增加。永顺县政府规定：不按期交纳田赋者，以三期为限，每限以二十天为期，“初限者，每石加钱六十文，二限倍之，三限又倍之”。1914年又增加警备队、警察所、劝学所、守城营兵等附加捐税，与田赋一起征收。
　　
    1917年，仅湖南省长公署统计的永顺、保靖、桑植、张家界、龙山五县，每年征收的赋课竟高达2682万元。
　　
    此外，养兵费用及一切差役都由农民承担。频繁的军队往来，延续不断的混战，更是殃及商民。凡军队过境，都要向商民勒索招待费，或强迫代为筹集各项捐款，“自民五以后，攻城劫寨，习为常故，腰弹肩枪，俨然军队，犹复大张旗纛，或称北伐，或号讨袁，筹款捐货，无虚日月。政府中无计收拾，强事招安，卒之，此扑彼兴，为祸无已”。
　　
    那些驻扎一地的军人，更是如狼似虎，贪得无厌。张学济部团长向泽南驻防永顺县上下榔保时，“括财巨万，地方不堪其扰，土人赴辰诉者众”。张学济深恐于己不利，被迫密派李达武以筹划军情为由，将向诛掉。而李的贪婪较向尤甚，他把向所括巨万资财大多据为己有，并将永顺城附近的老校场、新校场、火药局、协署前后基地等官地，以武力相威胁，勒民分买，所得钱财尽入私囊。
　　
    把持地方权力的官僚、军阀还滥发纸币，肆意搜刮，大发其财。1912年，永顺知府连培基利用市面流通的官铸典钱和私铸市钱的区别，一面下令禁用市钱，一面派亲信强迫商民用市钱兑换典钱。当市面上流通的典钱日渐减少，市钱大量贬值时，又迫使商民用典钱兑换市钱，“往来盘剥”，利人私囊，商民深受其害。军阀张学济私设湘西银行，滥发纸币，不能兑付。当时仅仅湘西银行发行而流通市面的纸币就有湘西债票28万元，湘西银行银元票约120万元，铜元票20万串之巨。1918年，湖南银行发行的银元票、铜元票等各种纸币，因不能兑现，币值仅为票面的千分之四五。1919年春，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以整顿金融为名，令自己开办的裕湘银行发行纸币，又发行以五年为期的“惠民储蓄票”，不到几个月，张即败走，这些货币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以致“产业破产，商业停顿”。
　　
    长期的军阀混战，黑暗的政治统治，给土家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兵匪猖獗，无时不有，无处不遭蹂躏，成为当时最大的灾害。商业凋敝，市场时闭时开，物价飞涨日甚一日。农村田园荒芜，户口凋零，广大农民无法生产、生活。一遇歉收，粮价上涨，斗米千钱，贫苦农民只有靠挖蕨打葛，甚至剥树皮、草茎为食，生活极其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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