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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简史——清末民初的土家族(二)

2012年07月12日 来源:www.33519.com 编辑:335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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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帝国主义侵入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无不牵动着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区,使土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
  
    (一)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
  
    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先后将汉口、沙市、长沙、重庆、岳州、万县等城市开设为商埠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随之相继运至土家族地区倾销。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区,主要由长沙沿湘江,经常德、津市、沅陵至湘西;由汉口、沙市、宜昌、万县等通商口岸至宜都,经清江至恩施、宣恩、利川等地;从重庆顺长江而下至涪陵,溯乌江而上至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一带。清文宗咸丰末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已经销售至来凤等地。
  
    1861-1911年间,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货主要有英、美、德、日等国的棉布、棉纱、呢绒、煤油、肥皂、火柴、香烟、快靛、碱、五金等商品。以棉纱为例,常德湘西的贸易中枢,棉纱集散的重要市场,由岳州关进口的洋纱,其中7/10运集常德,分销于沅江上游及常德附近各县。沅江上游的销售市场中有永顺府城、王村,保靖县的隆头,龙山县的洗、里耶等地。湖北的施南府,来凤县的卯洞,四川酉阳的龙潭、秀山的石堤,湖南花垣的茶峒等处,都是常德洋纱分销的市场。据统计,1900年岳州关进口洋货棉纱573担,价值14800余关平两,到1914年进口棉纱猛增至58 398担,价值1463600余关平两,15年间增加了100倍。1900年前后,宜昌进口的洋纱成倍增加,其中英国纱从1900余磅增至2 600多磅;日本纱由28000余磅增至141000多磅;来自印度的棉纱增长也很迅速。另据《湖北全省实业志》记载:1918年由汉口运至宜昌、沙市等商埠的外国商品,有洋布13万余匹、棉纱16万余担、洋靛5900余担、洋碱46800余担、煤油478万加仑、香烟26.9万余支、火柴20多万格罗斯。这些洋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倾销到施南府属各县。
  
    此外,英国还于清光绪末年在永顺县设立邮政支局,直接操办邮政事业。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深入,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逐年大量倾销,土家族地区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永顺县的土家族人民原来多穿自种、自纺、自织的土布,并以多余的土布供应附近各县,甚至远销外省。自从英国、日本的洋纱、洋布倾销以后,手工业者受到沉重打击,土布渐渐失去销路,产量日渐下降,一些家庭手工业和手工织布工场相继被迫停产破产,永顺由土布的输出县一变而为纱布的输入县。
  
    土家族人民利用山田隙地种植而供自己染布的土靛,是湘鄂川黔边地区的有名土产之一,由于德国、日本快靛的输入,染坊多购快靛,土靛受到排挤,种者顿减。
  
    土家族的黄蜡、白蜡生产具有悠久历史,产品向来外销各地,但由于洋蜡的输入,土蜡的销售市场逐渐被洋蜡占领。此外,英国烟草公司的卷烟在土家族地区亦甚畅销,致使烟叶的种植逐年减少。
  
    (二)大量掠夺原料
  
    帝国主义国家在大量倾销商品的同时,又大肆掠夺廉价的原料。土家族地区久负盛名的桐油、茶叶、木材、药材等土特产,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其中以桐油为大宗,茶叶次之。土家族地区是我国桐油的重要产地,其中以四川秀山的桐油最为著名。过去桐油并不出口,国外销售有限,自从外国人发现桐油可作油漆后,就大批掠夺运走,畅销欧美。
  
    1885年汉口开设商埠后,英美等国即设立炼油厂,各地商人鏖集土家族地区。清光绪年间,仅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就在秀山县设立八个大商号,专营桐油生意。中国商人收购桐油,转运汉口,售于外商,加工提炼后输往英美。1899年岳州开为商埠,1904年长沙开为商埠后,两地成为湖南桐油出口的重要集散地。1911年,’全国各关出口桐油数量中,由长、岳两关出口者就占15.58%,仅岳州关每年报关出口的桐油都在30万担以上。在长、岳两关的出口桐油中,湘西的桐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外国侵略者为了掠夺更多的桐油,英国还在常德设立安利英洋行,专门经营桐油,自此常德、津市两地就成为沅江流域和澧水流域的桐油集散市场。
  
    位于长江沿岸的万县,1915年开为商埠后,即成为货物集散的中心。美国在万县设立美孚油行,专门收购桐油和销售煤油。长江以南的恩施、利川、咸丰、宣恩、鹤峰、五峰、巴东、石柱等县出产的桐油,都集中于宜昌、万县外运。1918年,万县关的贸易价值为558万余海关两,其中以桐油输出为大宗商品。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的桐油,主要集中于当地乌江入长江之口的涪陵,然后2/3的桐油运抵万县,1/3运至重庆。据《四川桐油贸易概述》记载:涪陵“集中内地如酉、秀、黔、彭等地之油,以运渝、万两埠出售者,年达四至七万担之巨,实为四川桐油之一大转口市场”。此外,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的桐油,还途经湘西,集中于常德、津市两市场,数量也相当可观。
  
    桐油虽然畅销国外,但土家族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桐油的价格操纵在汉口、万县、常德等地外国洋行之手,完全受他们支配。外商往往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大量的桐油,从中攫取暴利。1892-1911年的近二十年间,湘西的桐油一斤仅值60~80文,与煤油的价格相等。本来桐油的价值要比煤油的价值高得多,而帝国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操纵价格,以不等价的交换形式来掠夺和剥削土家族人民。民国初年,国际市场对桐油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修筑铁路不断增多,油漆厢所需桐油量很大,因而桐油的价格开始上升,每斤售价600文,高出同期煤油价格的两倍。
  
    茶叶是土家族地区大宗土特产品之一,其中以鹤峰、古丈的茶叶品质最佳。清光绪初年,广东商人已抵达鹤峰州,在五里坪开设泰和合、谦慎庄号,专营红茶,运至汉口,转售外商出口,被“洋人称为高品”。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人采取惯用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尽量压低茶叶的价格。1892年春,湖南因为气候失调,红茶受病,输出的茶叶偶有参差,英商就借故挑剔,趁机压价,湖南茶商被迫减价出售,结果湘茶“亏本一百余万两,洋人大获其利”。1893年,英商又以垄断茶价的办法,弄得“华商无计可施。……湘商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
  
    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下,我国茶商束手无策,深受其害;但茶商又以压价收购的形式将损失转嫁到茶农身上,致使茶农所受剥削更为严重。属于湖南茶区之一的湘西,各族茶农、茶商均在受害之列。
  
    (三)鸦片的普遍种植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作为英国侵略者的特殊商品的鸦片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一道侵入土家族地区。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土家族地区鸦片的种植已较普遍。在酉阳州,因鸦片“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植之”。但是,腐败无能的清廷对毒害各族人民身心健康的鸦片不但不严加禁止,反而在土家族地区及其附近地带遍设厘卡,征收鸦片税,作为重要的财源。以川东地区为例,1861年,清政府即在涪州设土厘局,并相继在彭水县和酉阳州交界的两河口、酉阳州境内的龙潭场、黔江县与彭水县接界的郁山镇、石柱厅境内的杨渡溪和乌举镇、北堤场等地,设立土厘局,征收鸦片烟税。仅涪州土厘局一处征收的鸦片厘金,枯年约3.3万余两,旺年达4.6万两左右。
  
    一些地主富商也把经营鸦片作为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在涪州开设的福大祥、合成、徐均福、祥丰厚等鸦片烟庄,将酉阳、秀山、黔江等地收购的鸦片,委托外商运输,从中大获暴利。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鸦片作为增强实力、扩大地盘、中饱私囊的最大财源。长期占据川东、鄂西的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盘踞湘西的军阀张学济、田应诏,各在自己的防区内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川东道尹黄复生还派员四处劝种收捐。于是,鸦片的种植在土家族地区更加泛滥,其中尤以酉阳、秀山、黔江等县最为严重。鸦片的运销都由大小军阀直接操纵控制,并巧立烟苗税、印花税、启运税、过境税、出售税、内销税、红灯税、附加税等名目繁多的捐税,进行勒索。特别毒辣的是,他们对不愿种植鸦片烟的农民还要课以“懒税”,或者加倍征税。农民如若只种粮食作物,不种鸦片,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如明年再不种鸦片,则应完五年的税。在这种高压强制手段下,土家族农民被迫不得不把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种鸦片。
  
    鸦片的广泛种植给土家族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锐减,不能自给,每年依靠外地输入米粮,整个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各种名目的烟税,使得土家族“人民所收烟土不够交纳捐款,一时告贷无门,有的卖耕牛,典青苗,售房屋,嫁妻鬻子,有的个人自杀甚至全家自杀”。
  
    (四)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大量倾销,破坏了土家族地区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使一些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农民与城镇手工业者逐渐趋于破产。一些农民在被迫放弃家庭手工业生产后,为购买日用工业品,不得不出卖部分农副产品作为交换,使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日益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区的初期,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洋货时断时续,传统的手工纺织业仍能在洋纱、洋布有时未至的间隙中缓慢发展。土家族妇女利用农闲时间纺纱,“城乡四时,纺声不绝。村市皆有机坊,布皆机工为之。每遇场期,远近妇女携纱易棉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来凤县的手工业者不但能织染“斑然可爱”的各色花布,而且还能以棉线织成.染有花纹的线毯,利用牛毛作原料织成牛毛毯,在市场上出售。清朝末年,随着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和倾销,土纱、土布失去销路,市场被洋货占领,土家族地区的手工纺织业才逐渐衰落。
  
    但是,由于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包装商品所用的纸张随之增多,却又刺激了手工造纸业的发展。永顺、恩施、利川、咸丰等县的土家族人民就地取材,利用树皮、稻草为原料,土法造纸,售予商人,以供包装货物之用。永顺县的外白砂保、白羊沟、穿洞、老羊沟等地的纸厂造的土纸,多销往保靖等县。长阳县民间集资建立斗方纸厂、皮纸厂,斗方纸厂雇佣40余名工人,年产纸20多万块,值洋近2万元。
  
    桐油、茶油、茶叶和药材等土特产品的大量出口外销,规模不大的手工榨油厂和茶叶加工厂也不断建立起来。同时,装运货物箱、桶、筐、篓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因而刺激了木、竹手工业的发展。咸丰县利界坪的木工技艺很高,所制木桶不用木屑,盛油经久不漏。这些手工行业是适应帝国主义大量掠夺原料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成为洋行买办的附属加工厂。
  
    生产铁质农具和生活用具的手工铁器业也有发展,咸丰县丁寨的铁工还能仿照新法制成极快的后膛枪。1919年,永顺县建立了粗具规模的综合性的工艺厂,内设制造枪支、修理机件的机械部,织造布匹、裁缝衣袜的缝纫部,雕刻图记、石印书表的印刷部。因为资金不足,时办时停,以后华洋筹赊会虽将3 800元拨给该厂,又再事募捐,筹集资金,大有重新兴办之势,结果又复停顿。
  
    在清末洋务派“求富”的思想影响下,土家族中的一些地主、富商自筹资金,集股合办,或与重绅合办,开采当地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治年间,永顺县龙家寨田姓在二湾界试采铁矿,“常获厚利”。建始县招商在紫密等洞开采硝矿,每年可产净硝3万余斤,销售施南府属六县,银匠铺户所需用硝,不必再从河南、湖南等省购买。秀山县开采的丹砂,各“厂户贩运出境,岁利几万金”。有的厂户将丹砂“蒸液成水银,利亦二三千金”。陈际台经营的砂厂,大获其利,“未数年,成富室”。到了光绪年间,煤、铁、铜、铅、锑、金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更趋活跃。鹤峰州经招商局奏准,招商集资于九台乡设局,开采铜、铅,不久就见到成效。永顺县白砂保大胖山的铁矿、溪洞山的锑矿,商民集股开采,但因技术落后,铁的质量不高,或因矿藏量少,无利可图,才没有办下去。1906年,古丈坪厅“将旧空存的种植局改称矿务疏河植局”,命城千总向天爵为总经理,把总陈季春负责经营,金矿由官办,煤、锑由官招股合营。其招股办法为:山主以矿山作股份入股,不愿入股者地皮凭公作价;商股以五千文为大股,一千文为小股,大股先招六十,小股先招二百;获利按股分红,股票可以自由买卖。先后在古丈坪厅开采门槛岩、洞坪的金矿,鸦角山的铁矿,三道河的煤矿,古牛岩的锑矿。由于清朝官吏颟顸无能,滥用人员,经营不善,在三道河采掘三个月未见出煤。而集股商办的古牛岩锑矿,所掘锑矿每吨可值银三四十两至五六十两。1916-1918年,由商人集股的民信、建华等公司,在鹤峰县望水台,建始县六大拐山,咸丰县的大茅坡、茶园沟、孙家坪、天宝仓,巴东县万户沱等地,开采锑、铅、铜矿。
  
    在农村商品经济中,除桐、茶、漆、五倍子等大宗出口外销的商品发展较快外,养蚕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过去土家族不事养蚕,即或养蚕,数量也极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家族农民利用农闲时间植桑养蚕日益普遍。古丈坪厅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从长沙等地购买桑株,在房前屋后种植,扩大养蚕的饲料来源,“近城养蚕者十室六七……每斤值一千五六百文”。“本城罗依溪民间桑叶,从前任人摘取,近须以盐数斤易叶,渐知贵重”。四川酉阳过去养蚕农户极少,“近则渐多,所织生丝亦甚坚韧”,“如州南鹅池一带之釉,可不亚于川釉”。此外,有些农户种植木棉和蜡种,放养蜡虫,亦能获利。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土家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汉族商人接踵而至,贩运大量的日用百货至土家族地区销售,然后收购土特产品运出境外。在来凤县,“商人列肆,所卖汉口、常德、津沙二市之物不一,广货、川货四时皆有,京货、陕货亦以时至”。商业日渐繁盛,散处各地水路交通要冲的农村集市贸易十分活跃,除定期的集市、圩场可以交易外,在各重要城镇还有不受期场限制,每天都可互通有无的“百日市”。同时,在各县之间的边沿地区还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集市,如恩施、利川与咸丰县的交界处新设了三星场,利川与咸丰交界处新设了八家台场。
  
    每逢赶场,土家族农民即到附近的集市、圩场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及畜产品,购买生产工具和布、盐等生活必需品。农村集市无论大小,交易都很活跃。古丈坪厅的清吉场,每到旺季开市,参加交易的土家、苗、汉等族群众“日有千余人”。
  
    在商业中,无论是开店设铺的坐商,还是往返于各处集市的行商,绝大多数都是资本不多、经营品种有限、本小利微的小商。但是,适应帝国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也出现了一些资本比较雄厚,专门经销桐油、茶油、茶叶、木材、药材,囤买囤卖的富商大贾。古丈坪厅的三傅、冶城等油商,一年的营业额收入达数万金。鹤峰州的泰和合、谦慎安则是以专营红茶的富商。这些巨商多系外地的汉人,土家族中的富商则为数极少。
  
    商人贩运出境的大量土特产品和入境的各种商品,能否获利,获利多少,其价格直接受常德、岳州、汉口、万县、涪陵等地的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店的支配。外国洋行及其代理人往往以压价的手段收购土特产品,而将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货抬高价格转售于商人,致使商人获利甚少,以至有时无利可图。永顺县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取获得较多的利润,对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店任意压价或抬价的行为进行了斗争。他们联合在常德设立进出货物交易总代理员,“以监督代理店之买卖,或取消代理店,而为货栈之设置。庶几出口货可获相当利益,而入口货可得减少其高利”。
  
    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土家族地区各县城及重要贸易集镇相继出现了各种行会组织。这是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避免来自汉族地区的商人独专其利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缝衣服的有轩辕会,木匠有鲁班会,鞋匠有孙膑会,铜铁匠有欧冶会,  “一切匠作,莫不有会”。这些行会组织,是由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及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都有严格的行规,对那些违犯行规的手工业者,行会照规给以处罚。但是,随着大量手工业者的破产,行会组织也逐渐解体。
  
    清朝末年,在各种分散的行会组织的基础上出现了统一的商会商会的出现,对保护土家族地区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近年商会萌芽,收买漆、倍,本地商民亦能分利者”。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军阀长期混战,土家族地区成为湘、黔、川三省军阀相互争夺的重要地区,进出货物顿显停滞;军队往来,派款索捐,各地商会忙于招待筹款,致使商业日益萧条,“故一遇风潮,即便闭市”。
  
    (五)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农民的破产
  
    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使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和商业;但是,由于土家族地区处于湘鄂渝黔四个地区交界地带,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因而封建经济仍然占有优势。农村中的大部分良田沃土都为地主阶级所有。地主阶级利用自己占有的大量土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或者自己直接经营部分土地,采取地租、雇工和放高利贷等形式残酷地剥削农民。
  
    地租主要以实物为主,一般以当年产量计算,地主与佃户按“四六”或“对半”分成;有的在“对半”分的原则下,地主还要从佃户所得部分“逢十抽一”,有的甚至高达“六四”分的。此外,还有“死租”与“活租”之分。“死租”是指“定额租”,即不管每年收成丰歉,甚至颗粒无收,佃户都必须向地主缴纳固定数量的地租,活租系租佃双方以每年的实际产量确定租额。不论哪种地租形式,都是以对地主阶级有利为前提条件的。
  
    地主阶级除进行高额地租剥削外,还兼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贫苦的土家族农民一遇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发生困难,便被迫向地主借债;地主即乘人之危,钱以年息十分之三的高利,粮以十分之五加息,盘剥农民。有的农民借债到期无力偿还,不得不忍痛将自己仅有的田地和房屋折价还债,“良伺借谷磊(疑为累)利无已,动至一二斗谷折算及于房屋”。每遇荒年,地主阶级便囤积粮食,任意抬高粮价,大肆聚敛财富。
  
    掌握农村保甲权力的地主豪绅,还利用采买“兵谷”之机坑害农民。清政府历年拨出专款,用以采买兵谷,由地方官吏交给保正按亩征购。但是,此项银两多被经管采买的官吏和保正贪污中饱,农民交售粮食从未得到分文粮价。每当采买兵谷时,保正、豪绅横行乡里,趁机敲诈勒索,“甚至拘押欠户,勒出保费多于欠数十倍。民间大罹剥削,众论沸腾”。农民“因而倾家败产,不一而足”。
  
    洋货的不断进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地主阶级扩大财富的贪婪欲望。有些地主利用土地剥削所得,投资办工厂,开矿山,或者兼营商业;同时又以办工矿业或商业的利润,大量购置土地,使土地愈来愈集中于封建地主手中。如清光绪年间,龙山猛西湖的地主向仁丰家,原来只有一千多担租谷的田土。他的儿子有的经营米粮、桐油生意,有的做官,到了光绪末年,其购买、兼并的土地,高达年收一万多担租,龙山县的他砂、八渡、召寨、猛西等地的土地,大多数都为他家所有。其他像雷万代、陈开弟等拥有两三千担谷的地主也有增加,而广大农民则纷纷失去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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