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清末民初的土家族（二）

    二、帝国主义侵入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无不牵动着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区，使土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
　　
    （一）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
　　
    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先后将汉口、沙市、长沙、重庆、岳州、万县等城市开设为商埠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随之相继运至土家族地区倾销。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区，主要由长沙沿湘江，经常德、津市、沅陵至湘西；由汉口、沙市、宜昌、万县等通商口岸至宜都，经清江至恩施、宣恩、利川等地；从重庆顺长江而下至涪陵，溯乌江而上至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一带。清文宗咸丰末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已经销售至来凤等地。
　　
    1861-1911年间，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货主要有英、美、德、日等国的棉布、棉纱、呢绒、煤油、肥皂、火柴、香烟、快靛、碱、五金等商品。以棉纱为例，常德是湘西的贸易中枢，棉纱集散的重要市场，由岳州关进口的洋纱，其中7/10运集常德，分销于沅江上游及常德附近各县。沅江上游的销售市场中有永顺府城、王村，保靖县的隆头，龙山县的洗车、里耶等地。湖北的施南府，来凤县的卯洞，四川酉阳的龙潭、秀山的石堤，湖南花垣的茶峒等处，都是常德洋纱分销的市场。据统计，1900年岳州关进口洋货棉纱573担，价值14800余关平两，到1914年进口棉纱猛增至58 398担，价值1463600余关平两，15年间增加了100倍。1900年前后，宜昌进口的洋纱成倍增加，其中英国纱从1900余磅增至2 600多磅；日本纱由28000余磅增至141000多磅；来自印度的棉纱增长也很迅速。另据《湖北全省实业志》记载：1918年由汉口运至宜昌、沙市等商埠的外国商品，有洋布13万余匹、棉纱16万余担、洋靛5900余担、洋碱46800余担、煤油478万加仑、香烟26.9万余支、火柴20多万格罗斯。这些洋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倾销到施南府属各县。
　　
    此外，英国还于清光绪末年在永顺县设立邮政支局，直接操办邮政事业。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深入，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逐年大量倾销，土家族地区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永顺县的土家族人民原来多穿自种、自纺、自织的土布，并以多余的土布供应附近各县，甚至远销外省。自从英国、日本的洋纱、洋布倾销以后，手工业者受到沉重打击，土布渐渐失去销路，产量日渐下降，一些家庭手工业和手工织布工场相继被迫停产破产，永顺由土布的输出县一变而为纱布的输入县。
　　
    土家族人民利用山田隙地种植而供自己染布的土靛，是湘鄂川黔边地区的有名土产之一，由于德国、日本快靛的输入，染坊多购快靛，土靛受到排挤，种者顿减。
　　
    土家族的黄蜡、白蜡生产具有悠久历史，产品向来外销各地，但由于洋蜡的输入，土蜡的销售市场逐渐被洋蜡占领。此外，英国烟草公司的卷烟在土家族地区亦甚畅销，致使烟叶的种植逐年减少。
　　
    （二）大量掠夺原料
　　
    帝国主义国家在大量倾销商品的同时，又大肆掠夺廉价的原料。土家族地区久负盛名的桐油、茶叶、木材、药材等土特产，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其中以桐油为大宗，茶叶次之。土家族地区是我国桐油的重要产地，其中以四川秀山的桐油最为著名。过去桐油并不出口，国外销售有限，自从外国人发现桐油可作油漆后，就大批掠夺运走，畅销欧美。
　　
    1885年汉口开设商埠后，英美等国即设立炼油厂，各地商人鏖集土家族地区。清光绪年间，仅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就在秀山县设立八个大商号，专营桐油生意。中国商人收购桐油，转运汉口，售于外商，加工提炼后输往英美。1899年岳州开为商埠，1904年长沙开为商埠后，两地成为湖南桐油出口的重要集散地。1911年，’全国各关出口桐油数量中，由长、岳两关出口者就占15.58%，仅岳州关每年报关出口的桐油都在30万担以上。在长、岳两关的出口桐油中，湘西的桐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外国侵略者为了掠夺更多的桐油，英国还在常德设立安利英洋行，专门经营桐油，自此常德、津市两地就成为沅江流域和澧水流域的桐油集散市场。
　　
    位于长江沿岸的万县，1915年开为商埠后，即成为货物集散的中心。美国在万县设立美孚油行，专门收购桐油和销售煤油。长江以南的恩施、利川、咸丰、宣恩、鹤峰、五峰、巴东、石柱等县出产的桐油，都集中于宜昌、万县外运。1918年，万县关的贸易价值为558万余海关两，其中以桐油输出为大宗商品。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的桐油，主要集中于当地乌江入长江之口的涪陵，然后2/3的桐油运抵万县，1／3运至重庆。据《四川桐油贸易概述》记载：涪陵“集中内地如酉、秀、黔、彭等地之油，以运渝、万两埠出售者，年达四至七万担之巨，实为四川桐油之一大转口市场”。此外，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的桐油，还途经湘西，集中于常德、津市两市场，数量也相当可观。
　　
    桐油虽然畅销国外，但土家族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桐油的价格操纵在汉口、万县、常德等地外国洋行之手，完全受他们支配。外商往往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大量的桐油，从中攫取暴利。1892-1911年的近二十年间，湘西的桐油一斤仅值60～80文，与煤油的价格相等。本来桐油的价值要比煤油的价值高得多，而帝国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操纵价格，以不等价的交换形式来掠夺和剥削土家族人民。民国初年，国际市场对桐油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修筑铁路不断增多，油漆车厢所需桐油量很大，因而桐油的价格开始上升，每斤售价600文，高出同期煤油价格的两倍。
　　
    茶叶是土家族地区大宗土特产品之一，其中以鹤峰、古丈的茶叶品质最佳。清光绪初年，广东商人已抵达鹤峰州，在五里坪开设泰和合、谦慎庄号，专营红茶，运至汉口，转售外商出口，被“洋人称为高品”。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人采取惯用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尽量压低茶叶的价格。1892年春，湖南因为气候失调，红茶受病，输出的茶叶偶有参差，英商就借故挑剔，趁机压价，湖南茶商被迫减价出售，结果湘茶“亏本一百余万两，洋人大获其利”。1893年，英商又以垄断茶价的办法，弄得“华商无计可施。……湘商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
　　
    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下，我国茶商束手无策，深受其害；但茶商又以压价收购的形式将损失转嫁到茶农身上，致使茶农所受剥削更为严重。属于湖南茶区之一的湘西，各族茶农、茶商均在受害之列。
　　
    （三）鸦片的普遍种植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作为英国侵略者的特殊商品的鸦片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一道侵入土家族地区。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土家族地区鸦片的种植已较普遍。在酉阳州，因鸦片“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植之”。但是，腐败无能的清廷对毒害各族人民身心健康的鸦片不但不严加禁止，反而在土家族地区及其附近地带遍设厘卡，征收鸦片税，作为重要的财源。以川东地区为例，1861年，清政府即在涪州设土厘局，并相继在彭水县和酉阳州交界的两河口、酉阳州境内的龙潭场、黔江县与彭水县接界的郁山镇、石柱厅境内的杨渡溪和乌举镇、北堤场等地，设立土厘局，征收鸦片烟税。仅涪州土厘局一处征收的鸦片厘金，枯年约3.3万余两，旺年达4.6万两左右。
　　
    一些地主富商也把经营鸦片作为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在涪州开设的福大祥、合成、徐均福、祥丰厚等鸦片烟庄，将酉阳、秀山、黔江等地收购的鸦片，委托外商运输，从中大获暴利。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鸦片作为增强实力、扩大地盘、中饱私囊的最大财源。长期占据川东、鄂西的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盘踞湘西的军阀张学济、田应诏，各在自己的防区内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川东道尹黄复生还派员四处劝种收捐。于是，鸦片的种植在土家族地区更加泛滥，其中尤以酉阳、秀山、黔江等县最为严重。鸦片的运销都由大小军阀直接操纵控制，并巧立烟苗税、印花税、启运税、过境税、出售税、内销税、红灯税、附加税等名目繁多的捐税，进行勒索。特别毒辣的是，他们对不愿种植鸦片烟的农民还要课以“懒税”，或者加倍征税。农民如若只种粮食作物，不种鸦片，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如明年再不种鸦片，则应完五年的税。在这种高压强制手段下，土家族农民被迫不得不把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种鸦片。
　　
    鸦片的广泛种植给土家族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锐减，不能自给，每年依靠外地输入米粮，整个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各种名目的烟税，使得土家族“人民所收烟土不够交纳捐款，一时告贷无门，有的卖耕牛，典青苗，售房屋，嫁妻鬻子，有的个人自杀甚至全家自杀”。
　　
    （四）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大量倾销，破坏了土家族地区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使一些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农民与城镇手工业者逐渐趋于破产。一些农民在被迫放弃家庭手工业生产后，为购买日用工业品，不得不出卖部分农副产品作为交换，使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日益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区的初期，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洋货时断时续，传统的手工纺织业仍能在洋纱、洋布有时未至的间隙中缓慢发展。土家族妇女利用农闲时间纺纱，“城乡四时，纺声不绝。村市皆有机坊，布皆机工为之。每遇场期，远近妇女携纱易棉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来凤县的手工业者不但能织染“斑然可爱”的各色花布，而且还能以棉线织成．染有花纹的线毯，利用牛毛作原料织成牛毛毯，在市场上出售。清朝末年，随着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和倾销，土纱、土布失去销路，市场被洋货占领，土家族地区的手工纺织业才逐渐衰落。
　　
    但是，由于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包装商品所用的纸张随之增多，却又刺激了手工造纸业的发展。永顺、恩施、利川、咸丰等县的土家族人民就地取材，利用树皮、稻草为原料，土法造纸，售予商人，以供包装货物之用。永顺县的外白砂保、白羊沟、穿洞、老羊沟等地的纸厂造的土纸，多销往保靖等县。长阳县民间集资建立斗方纸厂、皮纸厂，斗方纸厂雇佣40余名工人，年产纸20多万块，值洋近2万元。
　　
    桐油、茶油、茶叶和药材等土特产品的大量出口外销，规模不大的手工榨油厂和茶叶加工厂也不断建立起来。同时，装运货物箱、桶、筐、篓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因而刺激了木、竹手工业的发展。咸丰县利界坪的木工技艺很高，所制木桶不用木屑，盛油经久不漏。这些手工行业是适应帝国主义大量掠夺原料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成为洋行买办的附属加工厂。
　　
    生产铁质农具和生活用具的手工铁器业也有发展，咸丰县丁寨的铁工还能仿照新法制成极快的后膛枪。1919年，永顺县建立了粗具规模的综合性的工艺厂，内设制造枪支、修理机件的机械部，织造布匹、裁缝衣袜的缝纫部，雕刻图记、石印书表的印刷部。因为资金不足，时办时停，以后华洋筹赊会虽将3 800元拨给该厂，又再事募捐，筹集资金，大有重新兴办之势，结果又复停顿。
　　
    在清末洋务派“求富”的思想影响下，土家族中的一些地主、富商自筹资金，集股合办，或与重绅合办，开采当地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治年间，永顺县龙家寨田姓在二湾界试采铁矿，“常获厚利”。建始县招商在紫密等洞开采硝矿，每年可产净硝3万余斤，销售施南府属六县，银匠铺户所需用硝，不必再从河南、湖南等省购买。秀山县开采的丹砂，各“厂户贩运出境，岁利几万金”。有的厂户将丹砂“蒸液成水银，利亦二三千金”。陈际台经营的砂厂，大获其利，“未数年，成富室”。到了光绪年间，煤、铁、铜、铅、锑、金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更趋活跃。鹤峰州经招商局奏准，招商集资于九台乡设局，开采铜、铅，不久就见到成效。永顺县白砂保大胖山的铁矿、车溪洞山的锑矿，商民集股开采，但因技术落后，铁的质量不高，或因矿藏量少，无利可图，才没有办下去。1906年，古丈坪厅“将旧空存的种植局改称矿务疏河植局”，命城千总向天爵为总经理，把总陈季春负责经营，金矿由官办，煤、锑由官招股合营。其招股办法为：山主以矿山作股份入股，不愿入股者地皮凭公作价；商股以五千文为大股，一千文为小股，大股先招六十，小股先招二百；获利按股分红，股票可以自由买卖。先后在古丈坪厅开采门槛岩、洞坪的金矿，鸦角山的铁矿，三道河的煤矿，古牛岩的锑矿。由于清朝官吏颟顸无能，滥用人员，经营不善，在三道河采掘三个月未见出煤。而集股商办的古牛岩锑矿，所掘锑矿每吨可值银三四十两至五六十两。1916-1918年，由商人集股的民信、建华等公司，在鹤峰县望水台，建始县六大拐山，咸丰县的大茅坡、茶园沟、孙家坪、天宝仓，巴东县万户沱等地，开采锑、铅、铜矿。
　　
    在农村商品经济中，除桐、茶、漆、五倍子等大宗出口外销的商品发展较快外，养蚕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过去土家族不事养蚕，即或养蚕，数量也极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家族农民利用农闲时间植桑养蚕日益普遍。古丈坪厅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从长沙等地购买桑株，在房前屋后种植，扩大养蚕的饲料来源，“近城养蚕者十室六七……每斤值一千五六百文”。“本城罗依溪民间桑叶，从前任人摘取，近须以盐数斤易叶，渐知贵重”。四川酉阳过去养蚕农户极少，“近则渐多，所织生丝亦甚坚韧”，“如州南鹅池一带之釉，可不亚于川釉”。此外，有些农户种植木棉和蜡种，放养蜡虫，亦能获利。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土家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汉族商人接踵而至，贩运大量的日用百货至土家族地区销售，然后收购土特产品运出境外。在来凤县，“商人列肆，所卖汉口、常德、津沙二市之物不一，广货、川货四时皆有，京货、陕货亦以时至”。商业日渐繁盛，散处各地水路交通要冲的农村集市贸易十分活跃，除定期的集市、圩场可以交易外，在各重要城镇还有不受期场限制，每天都可互通有无的“百日市”。同时，在各县之间的边沿地区还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集市，如恩施、利川与咸丰县的交界处新设了三星场，利川与咸丰交界处新设了八家台场。
　　
    每逢赶场，土家族农民即到附近的集市、圩场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及畜产品，购买生产工具和布、盐等生活必需品。农村集市无论大小，交易都很活跃。古丈坪厅的清吉场，每到旺季开市，参加交易的土家、苗、汉等族群众“日有千余人”。
　　
    在商业中，无论是开店设铺的坐商，还是往返于各处集市的行商，绝大多数都是资本不多、经营品种有限、本小利微的小商。但是，适应帝国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也出现了一些资本比较雄厚，专门经销桐油、茶油、茶叶、木材、药材，囤买囤卖的富商大贾。古丈坪厅的三傅、冶城等油商，一年的营业额收入达数万金。鹤峰州的泰和合、谦慎安则是以专营红茶的富商。这些巨商多系外地的汉人，土家族中的富商则为数极少。
　　
    商人贩运出境的大量土特产品和入境的各种商品，能否获利，获利多少，其价格直接受常德、岳州、汉口、万县、涪陵等地的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店的支配。外国洋行及其代理人往往以压价的手段收购土特产品，而将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货抬高价格转售于商人，致使商人获利甚少，以至有时无利可图。永顺县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取获得较多的利润，对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店任意压价或抬价的行为进行了斗争。他们联合在常德设立进出货物交易总代理员，“以监督代理店之买卖，或取消代理店，而为货栈之设置。庶几出口货可获相当利益，而入口货可得减少其高利”。
　　
    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土家族地区各县城及重要贸易集镇相继出现了各种行会组织。这是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避免来自汉族地区的商人独专其利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缝衣服的有轩辕会，木匠有鲁班会，鞋匠有孙膑会，铜铁匠有欧冶会，  “一切匠作，莫不有会”。这些行会组织，是由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及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都有严格的行规，对那些违犯行规的手工业者，行会照规给以处罚。但是，随着大量手工业者的破产，行会组织也逐渐解体。
　　
    清朝末年，在各种分散的行会组织的基础上出现了统一的商会。商会的出现，对保护土家族地区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近年商会萌芽，收买漆、倍，本地商民亦能分利者”。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军阀长期混战，土家族地区成为湘、黔、川三省军阀相互争夺的重要地区，进出货物顿显停滞；军队往来，派款索捐，各地商会忙于招待筹款，致使商业日益萧条，“故一遇风潮，即便闭市”。
　　
    （五）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农民的破产
　　
    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使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和商业；但是，由于土家族地区处于湘鄂渝黔四个地区交界地带，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因而封建经济仍然占有优势。农村中的大部分良田沃土都为地主阶级所有。地主阶级利用自己占有的大量土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或者自己直接经营部分土地，采取地租、雇工和放高利贷等形式残酷地剥削农民。
　　
    地租主要以实物为主，一般以当年产量计算，地主与佃户按“四六”或“对半”分成；有的在“对半”分的原则下，地主还要从佃户所得部分“逢十抽一”，有的甚至高达“六四”分的。此外，还有“死租”与“活租”之分。“死租”是指“定额租”，即不管每年收成丰歉，甚至颗粒无收，佃户都必须向地主缴纳固定数量的地租，活租系租佃双方以每年的实际产量确定租额。不论哪种地租形式，都是以对地主阶级有利为前提条件的。
　　
    地主阶级除进行高额地租剥削外，还兼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贫苦的土家族农民一遇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发生困难，便被迫向地主借债；地主即乘人之危，钱以年息十分之三的高利，粮以十分之五加息，盘剥农民。有的农民借债到期无力偿还，不得不忍痛将自己仅有的田地和房屋折价还债，“良伺借谷磊（疑为累）利无已，动至一二斗谷折算及于房屋”。每遇荒年，地主阶级便囤积粮食，任意抬高粮价，大肆聚敛财富。
　　
    掌握农村保甲权力的地主豪绅，还利用采买“兵谷”之机坑害农民。清政府历年拨出专款，用以采买兵谷，由地方官吏交给保正按亩征购。但是，此项银两多被经管采买的官吏和保正贪污中饱，农民交售粮食从未得到分文粮价。每当采买兵谷时，保正、豪绅横行乡里，趁机敲诈勒索，“甚至拘押欠户，勒出保费多于欠数十倍。民间大罹剥削，众论沸腾”。农民“因而倾家败产，不一而足”。
　　
    洋货的不断进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地主阶级扩大财富的贪婪欲望。有些地主利用土地剥削所得，投资办工厂，开矿山，或者兼营商业；同时又以办工矿业或商业的利润，大量购置土地，使土地愈来愈集中于封建地主手中。如清光绪年间，龙山猛西湖的地主向仁丰家，原来只有一千多担租谷的田土。他的儿子有的经营米粮、桐油生意，有的做官，到了光绪末年，其购买、兼并的土地，高达年收一万多担租，龙山县的他砂、八渡、召寨、猛西等地的土地，大多数都为他家所有。其他像雷万代、陈开弟等拥有两三千担谷的地主也有增加，而广大农民则纷纷失去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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