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土家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二）

    二、反对外国教会，保护民族权益
　　
    外国教会及传教士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早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天主教的触角就已深入至巴东县的细沙河一带，当地居民已有私信天主教的。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炮舰为后盾，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争先恐后地窜入土家族地区的穷乡僻壤活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家族地区的各县城和重要集镇，大多耸立着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法、英、美、比利时、西班牙、芬兰等国传教士的足迹几乎遍及城乡。仅永顺一县，县城设天主教总堂，教会学校2所，医院1所，集镇与农村设支堂、讲堂竞达10处之多。他们以教堂为据点，手捧《圣经》，披着“慈善”的外衣，收集情报，干涉内政，侵犯主权，包揽诉讼，霸占田产，进行文化侵略，挑拨民族关系，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在土家族地区建立殖民统治效劳。他们网罗的教徒，多是恶霸、地痞流氓等无赖之辈。这些教民依靠教会的势力，挟持官吏，横行乡里，欺压善良，鱼肉人民。外国传教士的种种不法行为，激起了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甚至一些富绅、地主和清朝地方官吏也因教会的势力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愤懑不平。自清同治初年起，土家族地区接连不断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教会斗争。
　　
    （一）酉阳教案
　　
    同治元年（1862年），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法国人）派遣邓司铎到酉阳传教，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小坝置买田地，修筑教堂，名日“公信堂”。这个传教士在酉阳州大肆网罗“不安本分”的地痞流氓之徒入教，以教会为护身符，横行乡里，任意欺压农民，“以致民间积愤不能平，因怨成仇”。这些教民还到处寻衅，随意借机制造讼案，“必与平民缠讼不休，甚至将有作无，以轻为重。平民因而怨恨者，比比皆是！”群众与教会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酉阳州的土家、汉族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在同治四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酉阳教案。这年的春节期间，刘胜超、刘慎德、张沅、杨胜钧等相约拆毁“公信堂”和为恶多端的教民房屋；接着，酉阳州城的数百土家、汉族人民，在富绅冯仕银、张佩超和宋文选、张玉光等督率下，拥至城乡教民各家，捉拿教民，逼令背教；冯文愿等复率多人，拆毁经堂，打死窝藏传教士的店主何魁。教民再三控告，知州概悬不理。至7月，群众情绪更加高昂，斗争愈益激烈，人们张旗执械，列阵对垒，在州衙门前公开悬挂牌示，各街居民“传闹如狂”。土家族冉从之（又名冉老五）率众拥至城隍庙，将前来“抚慰教民”的法国传教士冯弼乐殴伤致死。
　　
    教案发生后，清廷极为震惊。法国公使柏尔德借机再三施加压力，恫吓威逼。媚外屈膝的清廷遂下令，将拖延办案的两任酉阳知州董贻清、邓清涛撤职，摘去顶带，责令川东道道尹锡佩负责办理此案。锡佩秉承清廷的旨意，残酷镇压，将张佩超、冯仕银、冯文愿等押解重庆审讯，并先后缉捕冉从之等多人。同治六年，冉从之惨遭杀害，与此案有牵连的其他人，有的被杖责，发配充军，有的被判处徒刑；清廷并赔偿银8万两，罚富绅张佩超银2万两修复教堂，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会斗争被清廷残酷镇压下去。
　　
    清廷在处理这次教案过程中屈膝媚外的可耻行径，更加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法国传教士利用勒索的巨额赔款，复于酉阳扩建教堂，并在教堂附近修筑碉堡，建立炮台，组织武装防守。倚仗洋人鼻息的不法教民更是有恃无恐，横行无忌。毛坝场居民何大发因屡被教会逼迫入教不从，多次被教民殴打，并强令其杀猪持款，到教堂赎罪。何家已成熟的庄稼被教民全部践踏，家中财物被教民抢劫一空。何大发忍无可忍，将不法教民告到州府，法国教士横加干涉，致使不法教民逍遥法外。以后刘明钊等纠集百余教民，两次血洗何家，残杀其父何天贵等20人，并将其妻轮奸致死。何大发家破人亡，不法教民则有法国传教士的庇护，得以“祸免无恙”。另有不法教民王学鼎等一次诱杀乡民22人之众。而慑于教会淫威、“平时词讼多听从教士意旨”的酉阳知州胡圻，对于如此重大的人命案件，竟然置之不理，不加追究。1865年酉阳教案中，被指控牵连的火垭乡富绅张佩超，因认罚银2万两，分年缴清，而被释放回家。1867年4月，当张正在筹措银两时，不法教民张天兴等纠集众徒，突至其家，以索款为名，强奸妇女，杀害雇工吴昌林等3人，抢走银万余两及其他财物，并将其子张玉光捆绑，扭送重庆监禁，死于狱中。法国传教士和不法教民的种种暴行，以及清朝地方官吏的软弱无能，激起酉阳州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从城镇到农村，群情激愤，一触即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治七年(1868年)冬，教民龙秀元仗势逼迫乡民朱永泰退婚，大肆抢劫财物，焚毁民房。民团首领何彩目睹外国教会和无赖教民血腥屠杀无辜平民，加之其母被龙秀元捆殴受辱，积愤难平，遂率领民团和群众，拆毁火石垭教堂，爆发了第二次酉阳教案。这次反教会斗争，得到酉阳州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土家、汉族人民踊跃参加，被逼得家破人亡的乡绅张佩超和一些爱国士绅竭力赞助。次年年初，何彩又约集刘幅、曾占鳌等，率领团民再人州城，救出因和教民涉讼而被拘押的革职武生杨祯庭，共同“打教”。州城人民群起响应，围攻教堂，与教会武装开展激烈搏斗，双方死伤数十人。被救出的杨祯庭满腔怒火，挺身而出，打死法国教士李国（又名李国安），愤怒的群众将教堂烧毁。在短短的时间内，反教会斗争的烈火燃遍酉阳城乡。毛坝场、苏家河等地的群众纷纷响应，烧毁教堂，严惩那些作恶多端的不法教民。
　　
    这时，腐败无能的清廷立即下令解散民团，革除事先未能驾驭、事后又弹压不力的酉阳知州胡圻职务。纸房溪华籍教士覃辅臣趁民团解散、群众手无寸铁之机，率领教堂武装，突然袭击，残杀无辜平民200余人，伤600余人，“内有肢解、烧灼、轮奸之惨，不忍言者”。这次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罗淑亚极尽恫吓讹诈之能事，他撇开清朝办理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自己带着兵舰，由天津到上海，经南京、九江等地，到达汉口，要求赔款、“惩凶”，扬言要自行人川“查办”。法国传教士乘机火上加油，无理要挟，要求清政府对“查办”不力的地方官员“从重治罪”。在法帝国主义分子炮舰威胁下，清政府急忙派湖广总督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人川“查办”。李鸿章奉行“以服洋人之心”的媚外政策，不惜损害国家主权，只求迅速了结此案，以免洋人借为口实扩大事端。李鸿章为了讨好洋人，下令将参与反对外国侵略正义斗争的首领缉获归案，  “按律治罪”。以所谓“聚众行凶”、“阻教灭教”的罪名，将何彩押解重庆，判处斩刑；刘幅被判绞刑；曾占鳌被判处充军；其他与该案有牵连的人都处以徒刑；并答应赔偿银1. 8万两。以后，李鸿章至汉口会见法国公使罗淑亚，听取其对结案的意见。罗淑亚又提出要求，尽管“多不近情”或“出情理之外”，而李鸿章无不满口答应，又赔偿银1.2万两，并抄没张佩超全部家产，将其押解出川。而率领教民杀死戳伤800多无辜平民的华籍传教士覃辅臣，却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跟随川东主教范若瑟“奉教皇令，出洋议事”，竟然逍遥法外，逃之天天。震动全国的第二次酉阳教案，又一次被清朝镇压下去。
　　
    （二）黔江和利川教案
　　
    法国传教士从两次酉阳教案中获得巨额赔款后，四处定点设堂，不断扩展教会活动区域。同治十二年（1873年）6月，法国主教范若瑟不经清朝地方官吏同意，擅自秘密派遣教士张紫兰、司铎余克林及华籍教士戴明卿，潜赴与酉阳毗邻的黔江县，私买民房，建立教堂，诱人人教。黔江县的土家、汉族人民闻讯，众议沸腾，强烈反对法国教士建堂传教。川东道台姚观元深恐事态扩大，群众“激而生变”，立即派人会见范若瑟，委婉劝说将张紫兰等撤回，暂缓建堂。范若瑟态度傲慢，拒不接见。姚观元又令酉阳知州罗亭奎会同黔江知县准备弹压。7月14日清晨，黔江县百余群众满怀义愤，聚集在传教士住所，当其外出，即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抓住，扭至城外河边殴毙。张紫兰乘间躲人县署，力求庇护。事件发生后，川东道署即刻委派涪州知府濮文升、彭水县同知张超前往黔江查办，将殴毙教士的陈宗发、谢裁缝等6人逮捕杀害，以“服教士之心”；并将未加防范的黔江知县桂衢亨撤职。
　　
    湖北利川县的天主教荷兰传教士田国庆，竟然违背有关“外国传教士不得在内地置产收稞”的规定，大肆购买田土，佃给教民耕种，地方官吏不敢过问，“于是桀骜不逞之徒相率入教”。这些无赖之徒依仗教会势力，挟持官府，到处横行，有的教民甚至“自称为钦命利川县副司铎，持帖拜谒”，至为狂妄。田国庆雇佣的管事教民胡文安更是霸据一方的“土皇帝”，他出入往来，乘坐大轿，并令教民拈香跪接；在南坪、汪家营等处以建教堂为名，“广置田产，收稞渔利”。长堰塘的不法教民，无理殴伤人命，胡文安被控为主使，由于天主教会的庇护，胡竟敢拒绝出庭，不受审讯。贫穷孤独的老妇倪黎氏仅有的少量田产，被教民倪赞扬盗卖于教会，老妇控告县署，利川县知县断决：田产仍归倪黎氏“照旧管业”，追回盗卖价款。但是，不法教民向世可、周良臣等恃强凌弱，趁机强占倪黎氏房屋，虽经官署屡次催促，拒不迁出。倪黎氏怒不可遏，以污水淋泼向、周，遂遭捆绑殴打，伤痕达九处之多。腐败无能的清朝官吏慑于教会淫威，不分曲直，竞将殴打老妇的凶犯向、周释放，而交外国传教士领回；而惨遭迫害的孤苦老妇倪黎氏则“身伤产失”，官府不加过问。外国传教士与无赖教民的横行凶暴，连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不得不承认：“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发出长此下去“良懦小民何以自存”的感叹！利川县的土家、汉族人民忍无可忍，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年爆发了反对教会购置田产、收稞渔利和教士、教民欺压良民的教案。
　　
    （三）长乐、长阳等县的反教会武装起义
　　
    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之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外国侵略者的忠实奴仆，因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四川大足县余栋臣再次发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川东所属州县，闻风响应。与川东毗连的利川、巴东、长乐、长阳等土家族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亦称江湖会、湖海会），“群思效其所为，与各处教堂为难”，揭竿而起，遥相呼应。广大群众反对教会的斗争，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长江峡区两岸。同年9月，利川县的哥老会聚众数百人，假托余栋臣的旗号，焚毁野茶坝、李子槽等处教堂、育婴堂和不法教民的房屋。10月，巴东县的塞口、小麦田等地教堂被愤怒的群众捣毁。长乐县会党首领土家族向策安（又名向熙廷）聚集数千人起义，打死强迫别人休妻的不法教民毕开榜，殴毙比利时传教士董若望，烧毁教堂。他们建立武装，组织队伍，以向策安为主帅，李策卿、李少白为副帅，下有军师、统领、先锋、大将等职官。然后率众向巴东、长阳等县出击，焚毁教堂多处。接着，长乐县会党首领李清臣率众在渔洋关起义，“旗上大书灭洋字样”，旬日之间，众至两三千人，转战于长乐、长阳、巴东等县，并一度攻入湖南石门县子良坪一带，焚毁教堂，杀教士4人，吓得洋教士闻风逃至澧州城，乞求地方官保护。同时，长阳县资疆的吕守蛟，石滚蛸的颜敦五、覃培章，各率众数百人起义，与向策安部彼此声援，相互策应，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以土家、汉族劳动人民为主的反教会斗争的洪流。这次斗争，标志着土家族人民反教会斗争已经进入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其领导成员已不再是过去的地主阶级中的爱国士绅和民团首领，广大劳动人民和民间秘密会社成为斗争的主导力量；由互不联系的分散的“打教”、“闹教”，发展成为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由过去官绅倡导的“排斥异端”、反对教会暴行的斗争，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侵略、反对压迫的斗争。他们不仅公开竖起“灭洋”的旗帜，斗争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而且聚众杀差抗官，具有反对封建压迫的性质。
　　
    利川、长乐、长阳等县的土家，汉族人民反教会武装起义兴起后，群情振奋、意气风发，到处张贴传播余栋臣的檄文，痛斥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为了扩大战果，向策安部义军计划分兵，一部横渡长江，进攻宜昌府城；一部由巴东、建始，西上人川，与活动于川东各府县的余栋臣部会合。大规模的群众起义，使帝国主义分子和清朝统治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宜昌系通商口岸，华洋震恐”，教民惊惶，“洋人尤甚”，“沿江上下，大为惊扰”。宜昌英国领事、汉口法国领事屡次致函清廷，请求派兵保护。在起义军的影响下，土家族地区深受压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人人思动，更大的反教会武装斗争风暴一触即发。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深恐义军一旦进攻宜昌，群众反抗的怒火“必致成燎原之势”，于是，急忙令宜昌镇总兵傅廷臣招募兵勇五百人，加强府城防御；派副将吴元恺、刘思荣领兵三营，乘轮船绕至巴东县野三关一线堵截，切断向策安部人川通道，阻止其与川东余栋臣部义军会合；并令巴东、利川、长乐、长阳各县知县分守扼要，带兵剿捕；派遣提督邓正峰领兵三营进驻渔洋关，沙防营游击蒋声耀带兵两哨驻守宜都县聂家河一带，以防义军进至荆州；又电商湖南巡抚俞廉三，令其派总长陈海鹏，提督贺长发、谭会友率重兵由石门县攻击鄂西。各县的地主豪绅亦闻讯组织武装，追堵义军。
　　
    同年11月，在大量清军与地主乡团围攻下，义军首领颜敦五、吕守蛟、覃培章等先后被俘遇害。向策安部义军见清军扼守野三关，入川受阻，遂由巴东转入长乐，沿途的土家、汉族人民纷纷加入义军，义军力量又复壮大。向策安趁大雪封山、追击的清军无路可寻、长乐县城防御空虚之机，与县城会党里应外合，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攻陷长乐县城，俘获知县苏贻英和典史等官员。旋即退出县城，撤至红溢、白溢两寨，搜集枪炮，堆集巨石，凭险据守，以抗官军。12月，清军副将吴元恺率兵进攻，破红溢、白溢两寨，杀害义军130余人，向策安、李策卿、李少白率领余部退至施南府境，后被俘惨遭杀害。李清臣部被清军追逼，从渔洋关撤至长阳县青坪岗一带，次年，被地主乡团阻击，李清臣牺牲。历时近半年的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股义军彼此孤立流动作战，缺乏紧密配合而失败。向策安等反教会斗争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五峰、长阳等县土家、汉族人民中广泛流传。
　　
    利川、长乐、长阳等县武装起义发生后，法国驻汉口领事德托美借口教士被杀，教堂被毁，教民财产损失，乘机敲诈勒索，要求清廷赔偿银42.5万两。几经交涉，宜昌知府朱滋泽、洋务委员梁敦彦前赴汉口，与法国领事德托美于1899年3月订立《施宜教案议结条款》，规定：赔偿银5.5万两；除已被杀害的近200名起义首领和群众外，未查获的继续追捕，按律治罪；将长乐县先后两任知县革职；各县地方官必须大力保护教堂、教民，“百姓不得与教堂为难”；在利川县城内，由地方筹款建造天主教堂1座。这是一个严重损害我国主权、保护外国侵略者权益、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侵略的卖国条款。
　　
    （四）利川和恩施教案
　　
    但是，和中外反动统治者的愿望相反，《施宜教案议结条款》的签订，并未能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7月，利川县教民崔成方等在饮水井中投放毒药，企图毒死无辜平民，制造事端，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次年春，利川县土家、汉族人民在颜明山等领导下，数日之内，聚众六七百人，惩办不法教民，劫持被捕的人，“杀差抗官”，攻打县城。张之洞急忙调兵遣将，残酷镇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天主教在恩施县的沙子地建堂传教，当地民团首领不允，法国主教德希圣控于县署，民团首领受辱，群众积愤不平。1904年6月，法国主教德希圣带领教士德希贤、董明德和教民多人，前往沙子地游览，途经恩施县花背时，农民向元新想看法国主教，竟遭随行教民贾澄清殴打，经向光锡对主教求情，德希圣强令向元新在沙子地准备8桌酒席，鞭炮6万，赔礼道歉。贾澄清仗势欺人，借口鞭炮数目不足，强迫向姓补足，沿途燃放。这种无理要求，激起土家、汉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土家族向燮堂等迅速聚众，将法国主教、教士2人和随行教民4人殴毙，放火烧掉不法教民的房屋。这次反教会斗争，震动了整个鄂西。张之洞闻讯，认为“案情极重”，一面电令施南府高悬重赏，凡捕获殴杀教士者每人赏银500两；一面急派道台左元麟带领文武各官，偕同法国总领事所派的荷兰主教田国庆，前往“查办”；并令宜昌派随防营兵，特调常备军一营驰赴弹压；又增派兵50名，沿途护送田国庆，以防差失。
　　
    这次事件中，法国公使馆参赞嘉沙纳乘机勒索，要求赔偿银60万两。施南、夔州等处的英国基督教士也借口施加压力，威胁恫吓，公开扬言，如果外国教会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定惟地方官是问”。张之洞即刻下令，命施南府属各县地方文武官员，严密防范，切实保护教会、教士。经过反复交涉，与法国公使馆参赞在宜昌缔结《施南善后条约》，规定将参与殴毙教士、教民的向燮堂、向元新、向爵臣、黄平山等12人枭首正法，已被捕获和逃走的向从新、向四娃等37人，分别按律治罪；赔偿银14.5万两，其中以1万两为被打死的法国教士建造庐墓，以2.5万两修建医院，以示纪念；施南代理知府、副将和恩施知县等文武官员，予以革职处分。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再次拜倒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脚下，但是土家、汉族人民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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