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搞战前后土家族的文化

    第三节　抗战前后土家族的文化
　　
    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在挫折中发展，革命思潮的传人，使土家族人民的传统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些土家族的仁人志士开始为民主自由而艰苦奋斗，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文化作品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此外，当地的曲艺与戏剧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与形式，别具特色。
　　
    20世纪30年代，土家族地区军阀混战愈演愈烈，教育受到严重摧残，学校大多停办，在校学生人数急剧下降。以古丈县为例，到1935年全县仅剩下1所县立模范小学，在校学生只有120余人；“至于乡立小学，最多不过二十所，不但无固定资金，且无固定校址”。过去开办的50所乡村小学，几乎都被迫停办，无法恢复。其他各县的情况大体相似。
　　
    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逐渐沦陷，一些沦陷区的学校被迫迁往湘鄂西地区，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的教育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永顺县联立、省立两所乡村简易师范初级中学，有学生540人，此外，还有从长沙迁来、规模较大的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1937年各乡建立中心国民学校，1939年各保大都建立小学。保靖县除公立小学3所、私立小学2所外，相继恢复模范、女子2所完全小学，在各乡增设小学81所，并办短期小学20个班，共有公私立学校109所，其内包括美籍天主教堂办的1所教会学校。鄂西的巴东、建始、利川、恩施、鹤峰、咸丰等县均设有联中分校，学生总数达万余人。武汉失陷后，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工学院、省立农学院等25所大专中学迁往恩施地区。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国立第八中学、江苏省立旅湘中学等从长沙、江苏、安徽相继迁至所里（今吉首）、乾城等地。这些学校的迁入，使土家族青年有了就近求学的机会，对土家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许多从沦陷区来的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应聘到各地学校任课，使本地教学水平有所提高。
　　
    抗日战争结束后，从武汉、长沙等地迁入的学校先后撤离。国民党不顾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悍然重新发动大规模内战，加之土家族地区土匪横行为患，社会动荡不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教育经费短缺，有的学校被迫停办，有的学校时办时停，教师待遇菲薄，许多教师甚至认为“教书三年，不如一根扁担”。至于那些继续开办的学校，“由于学校的大权全为地方豪劣所把持，而校长等于傀儡”，他们任意安插亲信，甚至将初小毕业的学生滥竽充数，充任小学教师，因而教育质量下降。
　　
    但是这一时期，土家族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些对我国文化发展颇有贡献的人物。如吉首县土家族张一尊，在20世纪30年代即以画马著称，山水花鸟，造诣亦深，1946年在上海举办过个人画展。凤凰县土家族黄永玉也以版画名震画坛，蜚声中外。
　　
    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反映在一些革命烈士的作品上。此外，由于深受战乱之苦，普通老百姓也创作了大量的民间歌谣与民间传说，借以诉说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折磨，抒发心中的愤怒和革命激情。革命烈士的作品
　　
    这一时期，土家族地区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仅用武器来对抗反动势力，而且还创作大量的革命作品，用以揭露社会时弊。其中，牟伦扬便是杰出代表之一。
　　
    牟伦扬，湖北利川人，1919年生。“七七”事变以后来到延安，1938年5月，主动要求上前线，到晋察冀边区《抗战报》当编辑记者。1942年秋，任冀东热南地区《救国报》总编辑，并兼综合刊物《新长城》主编。1943年，调任冀东十五分区《救国报》（燕山版）主编。1943年4月5日牺牲，年仅24岁。牟伦扬生前创作了大量诗歌、杂文、战地通讯，今仅存部分作品。其诗歌讴歌革命，和时代紧紧相连。例如，在《给村长们的诗》中，他写道“村长们啊，今天你们是边区的基石，努力啊，使堡垒格外坚固些，不要让他们在暴风雨中丝毫动摇吧……”高度赞扬了与群众共命运的坚强的边区基层干部。《太行山上的子弟兵》，讴歌了太行山上八路军政治干事朱民英，赞扬了军队和人民的血肉关系。1939年，诗人写下了《用生命筑起城墙》，庆贺八路军在河北易县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二、民间歌谣
　　
    辛亥革命后，土家族地区人民创作了很多歌谣，反映了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如反映军阀混战的有：“保靖有个王大人，速急派出田根尘，九十茅塞三十根，又到滩上打一阵。打死绿林好多人。四川这个洪绍林，速急要下保靖城。王大人，得了信，速急又派李树春，三条路上来进军。”反映人民贫苦生活的，如：“八面山上是岩窝，富的少来穷的多，富家盖的花铺盖，穷人钻的苞谷壳。”反映人民的美好愿望与现实生活矛盾的，如：“自从清朝皇帝来，土司王爷赶下台。土司下台我欢喜，指望有个好世界。朝廷派下官儿来，八官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朝更比一朝坏。到了民国更荒唐，日子好比烂泥塘。收的粮食给地主，养的儿子给老蒋。”这一时期，土家族人民也创作了与革命时代紧密相连的众多歌谣，其中，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如：“一声春雷天下响，来了救星共产党，红旗招展紫云开，从此世界乾坤转。”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歌谣，如：“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镖跟贺龙，贺龙又跟共产党，救国救民好英雄。”“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土家跟定红军走，夜里有了北斗星。”“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搁在颈梗上，脑壳落地碗大疤。”“小竹筒、酒杯粗，有人喜欢有人哭，白匪吹它掉脑壳，我吹起来哈哈乐。”“打从红军到我坪，天地霎时变乾坤，男女一律讲平等，妇女从此得翻身。”反映抗日战争的，如：“汉奸不是人，投降小日本，中国卖得干干净，弟兄们，你看伤心不伤心？”“正月里来是新春，老古套大家听，听我唱首新事文，合心不合心？年轻人，有雄心，打垮小日本。”
　　
    三、民间传说故事
　　
    这一时期，在传说故事创作中，以机智人物和革命故事为题材的较多。例如，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体现了土家人民与旧势力斗争时的聪明才智，其中《颜长顺的故事》较具代表性。颜长顺，永顺勺哈乡人，出身贫苦，13岁便给地主当长工，在当长工的过程中，他以巧妙的方式和地主斗争，留下一系列故事，在湘西广泛流传。此外，反映革命斗争的故事也较多，歌颂贺龙革命事迹的有《孔明之才》、《有盐同咸》、《见军长》、《芭茅溪打盐局》、《单枪匹马会陈黑》等；歌颂红军的故事有《红军的纪律》、《一桶桐油》等。这些革命故事，采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叙述了革命领袖和红军战士的高贵品质，表现了军民之间的团结友爱。
　　
    四、曲艺和戏剧
　　
    土家族的曲艺源远流长，改土归流后，随着外来文化的大量传人，土家族地区曲艺得到迅速发展，到辛亥革命以后已相当完善，形成了多种具有自己风格的曲艺品种。与此同时，土家地区的戏剧在以前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
　　
    长阳南曲流行于长阳、五峰两县，是土家和汉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唱词文雅，二是曲调优美，三是自弹自唱。其演唱方法多是坐唱，有一人弹唱，两个人对唱，多人合唱等形式。其剧目题材广泛，大多从前代历史、文学、戏剧中截取而来，如取于《三国演义》的有《长坂救主》、《关公辞曹》、<孔明拜灯》等，取于《西厢记》的有《红娘送柬》、《莺莺求方》等。长阳南曲的唱词多采用主体抒情式，也兼有铺叙人物故事的描述体，雅俗共赏。如《秋》中一段云：“梧桐叶落，正是金秋，金风一起暑气收，惹动离人思乡愁。白云风动，推出峰头；四邻生肃，雁过南楼。”
　　
    恩施扬琴又名恩施丝弦，主要流传于恩施、咸丰、来凤、宣恩、利川等地，是湖北地方小曲中音乐性强，表现力丰富的一个曲种。它属于自娱自唱的娱乐形式，无专业艺人，也无职业戏班，唱者多是文人雅士及行商坐贾，不公开聚众演唱及欣赏，多系亲朋好友相邀而唱，有所谓“曲唱五更鸡，非友不玩琴”之说，其曲目多是传统题材，内容繁多，文学性较强。
　　
    南戏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剧目增多，南戏折子戏中的南北路声腔剧目增至500多个；另一方面，各种科班戏员数量增加，这些科班戏员多系贫家子弟，他们奔走于湘鄂川黔边区，不仅应官府中堂会请而唱，更多为农村聚饯演唱，如三月唱“青苗会”，五月唱“公关诞”，六月唱“川五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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