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家族（二）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家族地区的政治
　　
    （一）剿灭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势力的斗争
　　
    湘鄂川黔边土家族地区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势力，趁新生政权刚刚建立，接管建政尚未就绪以及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南，集中成都、川康围歼国民党残军之际，纠集在一起，策划筹建反革命组织，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1949年11月，国民党四川省第八区专员庹贡廷，11月底由重庆返回酉阳，途中得知酉阳已被解放后，庹便加紧了反共步伐，在12月里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即“鹅池会议”、“老柏沟会议”、“八面山会议”，极力鼓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潜藏特务、土匪恶霸以及大部分以往区、乡、保武装，从而形成了一股较大的反动武装力量。
　　
    在湘西，自八面山会议后，各种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张中宇、侯振汉等人，在龙山县与瞿波平会合，纠集湘川鄂边区各股地方武装、土匪，成立了“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在永顺专区，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137股，人数达3万余人，被称为“六师一旅”。其中，永顺县境内就有土匪42股，3 000多人。势力较大的为盘踞在县城西面夹树塘的曹子西，有匪徒900余人。
　　
    鄂西解放后，新的人民政权正在建设之中，社会秩序仍较混乱，隐藏在鄂西地区的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土匪恶霸便趁机进行反革命活动。据统计，鄂西地区有各种反动武装70余股，7000多人，这些反动武装势力，四处流窜，洗劫奸掳，杀人越货，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造谣诬蔑。从1950年1-5月，先后在利川、恩施、宣恩、来凤等地发动50多起暴乱，杀害解放军和地方干部70多人。
　　
    川东地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县的反动势力，在八面山会议之后，开始骚扰和破坏当地社会秩序。酉阳县至1950年2月，境内土匪发展到13000多人。其中以庹贡廷、杨树臣为首的土匪49股4400多人，骚扰亮垭以东、酉水以西一带；以陈铨、谢建安为首的土匪50余股3000多人，以龚滩为基地，活动于酉阳、黔江、彭水三县的三角地带；以杨德滋、周正治为首的土匪20余股2000多人，活动在川湘公路以北近黔江一带。在秀山，反动势力主要有杨卓之、李琛、熊子云、简国安、陈光佩等39股4000多人。解放军过境之后，境内及周边的反动势力也开始进行反叛暴动活动。1950年2月10日，湖南匪首周燮卿率匪众400余人进入秀山，占据县城。黔江县解放后，驻守县城的解放军部队只有1个警卫营，人数不过200人，各区的武装部队兵力也很薄弱。1949年12月底，在八面山会议上，陈铨被任命为第七纵队司令，主要活动于酉阳、黔江一带。不久，杨德滋自立十三纵队，他们与第七纵队相呼应，沆瀣一气。1950年春节期间，土匪纠集1000多人围攻黔江县城，被解放军击溃。3月1日，杨德滋、周正治、孙鹏程等人又纠集土匪500余人进攻河口区政府。解放前夕，湖北利川县长郑子扬派遣安子炳在石柱与利川的边境组建了“青年反共团”武装，解放大军过境时藏匿深山。在石柱，桥头乡乡长佘德瑜，暗中勾结谭绍奎、毛世玉、谭本权、李武臣等，准备发生暴乱。1950年初，中统特务陈益寿也来到石柱，布置黎尔炽、黎尔锡等人发动暴乱，组建“石柱人民自愿救国军”，策划与实施了“腊二九桥头暴动”。2月14日，暴动开始，余万富、刘绍元率匪众和被威逼裹胁群众数百人，打着“青年自愿抗敌救国军”的旗号，攻击桥头，谭绍奎、毛世玉各组织三四百人的队伍，共有780多人，当晚就将桥头区公所包围，2月15日上午占领区公所。与此同时，中益、沙子、龙沙3个乡也发生了暴动。
　　
    黔东北地区解放后，当地反动势力加紧与湘鄂川边地区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向人民政权进行猖狂的反扑。其中，沿河县的土匪最为猖獗，其境内最大匪首杨通贤组织各区、乡长和地主豪绅武装，盘踞乌江东岸10个乡地域，又与酉阳地区杨通海相勾结，联络酉阳、秀山的土匪来到沿河；此外还有李子廉、袁仲英、蔡世康等土匪势力。1950年3月起，黔东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暴乱。1950年3月，贵州省军区决定全省暂时放弃21个县，沿河、印江、德江、思南、务川、道真等县人民政府转移到铜仁或遵义。沿河县人民政府撤离后，松桃的高竹梅率土匪400多人进占沿河县城。8月5日，沿河及邻县的主要匪首在沿河中寨乡召开了“沿河会议”，成立了“湘鄂川黔民众自卫军”，下设7路总指挥，组建了十四兵团，另外，蔡世康、杨通贤又组建了“沿河党政军反共促进委员会”，积极进行反共活动。1950年3月，印江县的土匪暴乱，时任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的陈世瀛，大量启用原国民党官吏和地主豪绅充任各级头目，发展自己的武装，并暗中与匪首杨卓之、高竹梅、陈策、闻希哲等勾结，谋划攻打秀山、松桃两县人民政府。1950年，思南县境内的土匪势力较大的有28股，反革命骨干分子达2 000多人，匪众1万多人。全县7个区有3个区被土匪攻打、盘踞，全县2/3的地方为土匪所控制。4月9日，匪首蔡世康、史肇周、黄友群、周光荣等率波平部2000多人攻占思南县城，11日，黄友群自任“县长”，并组建了“黔东剿共司令部”。德江县解放后，王策轩、佘国儒、吴仲明、何用卿等与沿河、思南、凤冈等地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盟誓顽抗到底。1950年4月2日晚，煎茶土匪陈银洲、田兴杨攻入德江县城，成立了“党政军反共促进委员会”，各乡也相应成立了“反共委员会”。之后，又有大兴、复兴、煎茶等乡的土匪涌入县城。他们破坏交通桥梁，攻打人民政权，杀害干部群众，气焰十分嚣张。
　　
    面对湘鄂川黔边土家族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中国共产党果断地组织力量，予以坚决的镇压。1950年1月重庆解放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解放军一四一师返回湘西，“执行剿灭湘西土匪和帮助建立、巩固地方政权的战斗任务。”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决心对国民党和土匪反动武装进行镇压和打击。1950年1月上旬，解放军一四一师返回湘西，着手建立永顺军分区，并进行了战斗部署：四二一团进驻龙山，担任龙山及永顺以北地区的剿匪任务；四二二团进驻古丈，负责古丈、保靖及永顺以南的剿匪任务；四二三团进驻大庸，负责桑植、大庸及永顺以东地区的剿匪任务；一四一师师部进驻永顺县城，师直机关一部分进驻保靖。1950年1月上旬，一四一师和永顺军分区决定重点打击瞿波平、师兴周两股土匪，并调四二二团协同四二一团合力清剿盘踞龙山里耶的土匪。1月10日，解放军沿洗车河、隆头方向向里耶挺进，13日与土匪发生交战，100多名土匪被俘。瞿波平向四川溃退，绕道回到龙山的桂塘、老兴一带，师兴周匪部也逃奔八面山，陈子贤、罗文杰带着千余土匪逃往四川，解放军立即包围了八面山。20日凌晨，解放军发起猛攻，最后攻破师兴周的老巢燕子洞，歼敌500余人。1950年1月中旬，解放军四二三团兵分三路迅速进至永顺、桑植、大庸3县交界地槟榔坪，将曹振亚、刘和卿、覃天保等3 000多人包围。解放军计划合歼敌人，但由于地形复杂，加之土匪熟悉道路，造成大部分土匪漏网潜逃。解放军四二二团跟踪追击，至阳岐山一带，歼灭陈策勋一部、覃天保和宋占元的全部，生俘刘民生。不久，解放军四二二团一营攻克桑植县境的飞仙洞，擒获陈天坛及其匪众。经过一个多月的合围与打击，土匪的势力遭受重创。在古丈，土匪张平罪恶滔天，有民谣称“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解放军四二三团回到古丈后，3月3日，捣毁了张平的老巢李家洞。之后，主力部队立即开展追剿，3月中旬，在李家寨将张平匪部彻底打垮，张平只身逃脱。7月10日，在军民合力搜山清剿中，将张平击毙，古丈人民无不拍手称快。4月中旬，四二二团二营和四二三团一营攻克永顺县境内的五连洞，生擒李蓝初等100余人。由于解放军的大部队调往其他地方作战，龙山境内的瞿波平、师兴周等又重新纠合起来，两度向龙山县城发起进攻。于是，解放军一四一师部和永顺军分区进行了新的部署，决定在中心区实施重点清剿,迅速将兵力集中于桑植县以北，龙山县洗车、隆头、里耶一带，重点清剿永顺到保靖之间，大庸、桑植、永顺之间的三角地带的土匪。这一重点突击，很快就消灭了一部分土匪，其余的大都流窜深山。至此，湘西基本没有大股土匪活动。
　　
    1950年夏季以后，一四一师和永顺军分区重新调整工作部署：一是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和巩固地方政权；二是军民紧密配合，继续清剿残存土匪，彻底根除湘西匪患。至1950年7月底，共歼灭土匪1.5万多人，仅剩下瞿波平、师兴周、徐雅南、刘和卿等残余土匪。从10月起，开展了追剿边缘山区残匪的活动。解放军四二二团主力从古丈再度调回龙山里耶，负责八面山以南以及永绥、保靖等县交界处的剿匪任务。10月20日，四二二团三营在牛拉场战斗中，击毙瞿波平部副师长杨树臣，活捉瞿波平的妻子，给残匪以致命打击。几天后，师兴周、贾奇才等匪首纷纷向人民政府投降。四二三团又分两路向永顺万民岗一带的曹子西、刘和卿等残匪进行追剿，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歼灭匪众1000多人，缴获枪支700多条。四二一团在龙山与来凤交界的边缘山区，与湖北恩施军分区的兄弟部队并肩作战，追剿瞿波平残部，瞿波平走投无路，只好向解放军投降。至此，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一起，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湘西剿匪的彻底胜利。
　　
    在解放鄂西时，湖北省军区独立二师奉命留驻，后改为恩施军分区。1950年初，恩施军民采取内线驻剿与外线进剿相结合，以军事打击为主，政策攻心为辅的斗争策略，集中力量先打击危害最大的土匪，力求打击一股，震慑一片。1950年1月，恩施军分区配合常德军分区会剿朱际凯所占据的铁炉坪、走马坪地区，将匪部击溃，朱际凯率300余人投降。2月初，军分区八团二连围攻于文斗的鼓眼洞，土匪试图负隅顽抗。但9天后，土匪深感大势已去，纷纷出洞投降。2月上旬，来凤大队经过一夜奔袭，将逃窜于酉阳县木叶岗的彭雨清部击溃，歼敌100余人。3月，军分区八团三营会同来凤、咸丰两个县大队，向来凤、龙山、酉阳边境的土匪瞿波平、杨树臣、彭雨清、肖大成等先后发起5次攻击，将他们击溃。5月，鹤峰县大队在五峰、鹤峰边境夹击王务之、钱甫堂，土匪遭遇重创后，钱甫堂投降，王务之则逃往湖南。至1950年5月，军分区部队进行了大小23次战斗，歼敌569人，局势得到基本控制。为了扩大战果，中共恩施地委和军分区将6月、7月定为“剿匪突击月”，成立了利（川）西、恩（施）奉（节）、巴（东）建（始）鹤（峰）、宣（恩）鹤（峰）龙（山）、咸（丰）酉（阳）龙（山）5个剿匪指挥部，湖北省军区也派来独立一师一团参加清剿。在南线，为加强和便于指挥，建立了南线指挥所，首先将龙山招头寨的瞿波平匪部驱赶出巢穴，然后以精干部队进行追剿。7月23日，一团四连在矮土发现彭镇南匪部，便立即进行追赶，土匪躲进丁甲大洞，四连将洞口炸毁，攻人洞内，击毙土匪30多人，60多匪徒投降。6月18日，咸丰县大队获悉杨茂林30余人活动于黔江坳，便立即追击，途中击毙击伤土匪8人，追至咸黔边的柳树沟，土匪弹尽粮绝，只好缴械投降。继而又捕获了匪首覃介民、张小南，击毙姚绍孟等人。军分区三团三营追击田彩臣匪部3天3夜，行程150多公里，终将其消灭。在西线的剿匪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将利（川）石（柱）边境股匪曾昭品100余人全部歼灭，并与奉节县大队在新板桥击溃冉子蛟，歼匪40余人，王冠南率20余人投降。为了彻底根除匪患，从1950年8月15日开始，恩施地区开展“剿匪荣誉竞赛月”活动。战斗仍以南线为主，组建了巴（东）建（始）恩（施）、宣（恩）鹤（峰）龙（山）两个剿匪指挥部。8月16日，来凤县大队在王卯屋基歼灭了瞿波平匪部张让生支队70余人。9月，军分区一团在来凤安抚司、小坳地区进行清剿，向先成等300余人投降。10月，军分区与川东、湘西联合组织了三省会剿指挥部，对瞿波平等进行联合会剿。11日，鹤峰大队对桑植县五道水周家庄的曹子亚进行围剿，将曹击毙，俘虏黄云恳、黄云寺等42人。15日，各部队开始全面进攻，捕获了陈士、邓仲礼、侯唯一、周绍穆、余宪章、侯子道等163人，击毙田良新、陈毅三等186人，384人投降。至1951年1月，全地区土匪势力基本得到肃清。
　　
    当解放军西进后，酉阳军分区的兵力不足2 000人。面对境内数以万计的土匪，力量显得十分单薄。为了加强兵力，1950年1月，川东军区又调来二野十一军二十二师的九十五团参加剿匪。1950年1月30日，秀山县城被土匪占据，县人民政府机关被迫迁至酉阳境内的龙潭镇。酉阳军分区派出一团进入秀山，成立了秀山剿匪指挥部，并于春节期间一举攻下了县城。3月，秀山东部保安、里仁土匪活动猖獗，解放军又派兵前往，打败钱汉杰等200多名匪兵，接着又重创秀山西部的杨奠川。但是到了5月，秀山境内的土匪又开始活动。8月，境内匪首李琛、杨卓之参加土匪“沿河会议”之后，组织了4 000多人，策划在9月4日再次攻打秀山县城。由于解放军早有准备，经过激战，击溃了敌人的进攻。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土匪，人民解放军重新进行了战略部署，决定以川湘公路为界，将兵力划为东、西两大战场，东战场包括秀山龙池、官庄、石耶、雅江、石堤、大溪等乡至酉东酉酬、后溪直至八面山一带地方，会同湘西部队，实现对土匪的歼灭；西战场包括石耶、岑溪、梅江、兰桥、龙凤、茅坡、溶溪至酉阳李溪、仙坝、焦溪场、南腰界及贵州沿河、印江、松桃一带地方，组织秀山、酉阳的兵力，并会同铜仁军分区三十一师主力、五四O团，最后将敌人围歼于梵净山。11月，人民解放军两路推进，分别对杨通贤、蔡世康、彭景仁和陈光佩、冉友林等进行攻击与搜捕，最终将李琛、熊子云等击毙，并活捉陈光佩、王西之、简国安等人，秀山的匪患被全部解除。在酉阳，1950年2月，解放军决定首先对盘踞于酉阳东部泡木坪的土匪进行打击，当时，庹贡廷、杨树臣等正在泡木坪召开会议，有匪众3000多人。2月7日凌晨，九十五团分三路进攻，经过激战，打死打伤土匪100多人，俘虏200多人，其余土匪逃窜。3月中旬，九十五团三营及军分区的一个大队，对酉阳西北学堂坪一带的土匪陈铨、谢建安部800多人进行袭击，歼灭了大量土匪，后来，又在许家寨、青冈堡、龚滩等战斗中，重创匪兵，土匪的主力被迫逃向省界、县界边缘地区活动。
　　
    从1950年7月到年底，酉阳军分区和相邻友军组织了川黔湘鄂四省边区部队的4次大的会剿，即酉黔彭会剿、川湘鄂边区会剿、黔东北第一期会剿和黔东北第二期会剿。在四川，4次会剿都对当地的土匪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酉黔彭会剿于1950年7月中下旬进行，参加战斗的部队有九十五团三营、独立一团三营、独立三团的2个营和酉阳独立营，以及涪陵军分区一O六团、一０七团，对盘踞在酉阳西北、黔江西南、彭水以东三角地区的土匪进行围剿，打死打伤匪徒208人，俘获谢建安、钟巨才、张笑侬（女）等3000多人。川湘鄂边区会剿于1950年10月中旬进行，主要有九十四团二营、九十九团一营、一百团和湖北独立八团、湖南永顺军分区四二一团、四二二团参战，对活动在川湘鄂相邻边区的杨树臣、瞿波平、熊从龙进行围剿，最后击毙匪首杨树臣，俘虏杨德滋及匪兵1900多人，打死打伤匪众140多人，投降4800多人，酉阳东部地区土匪全被歼灭。黔东北第一期会剿于1950年9月23日开始，至11月15日结束，四川参战的部队有酉阳军分区的独立一团、九十五团和酉阳、秀山两县的2个独立营，他们组成第三集团军，对土匪进行强有力的清剿，成功地歼灭了酉阳、秀山的土匪。黔东北第二期会剿于1950年11月16日开始，酉阳军分区组建的第三集团部队，参加了围剿秀山、沿河、松桃地区的土匪，击毙陈有瑞、张绍麟、熊从龙。
　　
    1950年春节期间，黔江县境的土匪围困县城，解放军主动出击，一举歼灭汪国风等30多人，粉碎了土匪的围困。3月1日，又打退了土匪对河口区政府的进攻。3月25日，在土地垭与杨德滋匪部展开激战，毙敌7人、俘11人，其余逃跑，解放军奋勇追击，在苍坝又毙敌80多人，其余的在酉阳东部被俘。7月21日，在板方坪，消灭土匪200余人，俘虏50人。7月31日，在金鸡坝战斗中，击败孙鹏程匪兵，打死20余人，打伤数十人。8月初，在板凳岩击溃龚云龙、周正治匪兵，并将龚、周俘获。至10月底，有4000余土匪投降，黔江境内土匪基本肃清。石柱县在土匪“腊二九桥头暴动”发生后，中共石柱县委立即组成临时剿匪指挥部，并迅速夺回桥头，1950年2月15日至3月15日，俘获匪众120余人，缴获各种枪100余支。至8月底，马祥明、陈攸林、陈文平、余显章、李汉卿、余万富等人缴械投降，历时半年多的土匪叛乱遂告平息。
　　
    在黔东北地区，按贵州省军区的部署，自1950年4月主动放弃县城后，各县都有留守部队坚持与土匪斗争。9月初，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四川、贵州两省召集，在綦江县东溪镇召开剿匪部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传达了西南军区对会剿的任务，对清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川黔两省对川黔边的会剿进行了新的部署：从9月下旬开始至12月底，在川湘鄂边区会剿基础上，进行黔东北会剿，分为第一、二两期。参加会剿的部队组成为4个集团军，川东九十一团、九十三团组成第一集团军；遵义军分区一四六团、铜仁军分区一四八团组成第二集团军；酉阳军分区组成第三集团军；涪陵军分区组成第四集团军，共20个营13000多人的兵力。
　　
    黔东北第一期会剿，是对盘踞在沿河、德江、松桃、务川、正安、道真、彭水、武隆等县的陈铨、杨通贤、史肇周、杨卓之、蔡世康、谭席珍等土匪，发动大规模的清剿。会剿开始后，各集团军分兵出击，对土匪进行围歼。9月24日，第三集团军兵分几路进入沿河县境，26日就控制了县城和东岸地区的重要乡镇，很快夺回了沿河县城。9月下旬，在黄土坎歼灭陈铨的大部分土匪。9月29日，酉阳一团到黄土乡简家寨，与陈铨的一线兵、力相遇，经过激战，终于歼灭了这部分土匪，后又将陈匪的二线兵力包围封锁，除陈铨等少数土匪逃脱外，900多匪兵投降缴械。酉阳一团乘胜追击，在牛皮塘将蔡世康等多名土匪击毙。10月初，铜仁地区专署派房建平、田白玉等人来到沿河接管县政府工作，成立了沿河县剿匪指挥部，指挥部对剿匪工作做了部署，把原划定的5个区改为10个区，区乡地方干部与剿匪部队的营、连干部共同组成相应的剿匪机构，各排班以战斗小组为单位，深入到各村、各户，充分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同时组织了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实行联防，促进和加强剿匪工作。之后，罗永锡、陈铨、范项英等相继被俘。在乌江西岸，在重兵打击下，陈铨股匪全被歼灭，宋泾流、刘锭等6 000多人缴械投降，李子廉、袁仲英等被俘。
　　
    1950年11月16日，黔东北第二期会剿开始，这次会剿的主要任务就是围歼梵净山地区的残匪。解放军三十一师主力、九十一团、九十三团从印江、思南向梵净山西北围剿，铜仁军分区主力、五四O团向梵净山以南和东南围剿，酉阳军分区向梵净山以东和东北围剿。至12月15日完成会剿任务，共击毙击伤土匪200多人，俘虏2 500多人。在思南，县人民政府人员1950年5月27日返回思南城。6月11日，俘虏覃朝碧等22人。7月15．日，思南县城进行大搜捕，抓获土匪80余人。8月对土匪黄友群、杨茂松等人实行了枪决。10月，活捉了邓贵阶、舒绍南等50余人，以后又抓获刘贵诚、晏朝庭、包正中、白朝珍等240余人。德江县在黔东北会剿期间，先后抓获王策轩、佘国儒、何用卿、曹献权、敖荣堂等。至此，贵州土家族地区也基本上将土匪消灭干净。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湘鄂川黔的土家族和其他民族积极配合解放军，终于完成了彻底歼灭土匪的任务，人民政权很快得民族。
　　
    1951年，中央中南民族访问团湖南分团来到湖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时，了解了土家人的一些情况，当地的土家群众再次要求确认他们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52年12月，中央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员会派中南民委语言学家严学窘到湘西龙山、永顺、古丈、泸溪等地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单一的少数民族语言，“毕兹卡”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1953年9月，中央民委组织中央民族学院汪明璃等专家组成中央调查湖南土家小组，来到龙山、永顺、保靖等地，对土家政治、经济、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1954年初，汪明璃撰写了调查报告《湘西土家概况》，王静如根据调查的语言材料也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1955年，中央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土家民族识别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民族学院的专家和民族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证据论证土家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5年5月，中央民委将对土家人的讨论意见通知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并且征求意见。但当时在湖南省有关部门，一些人还是持相反意见。为此，中央民委又派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组长潘光旦赴永顺、龙山和鄂西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情况，潘光旦写下《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文，认为土家是一个有着自己鲜明特征的单一民族。1956年5月，潘光旦又一次来到吉首、龙山、永顺、来凤、保靖、古丈等地进行调查与访谈，回到北京后，撰写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他向中央提出无论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客观条件、主观要求等哪一方面来说，“土家”都应该被接受为一个兄弟民族。1956年5-6月，就在潘光旦在湘西考察的同时，中央民委又组成中央土家识别小组，其成员有谢鹤筹、罗炳正、施联朱等人，他们同湖南省的谢华、钟汉九等人组成联合调查组，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观看群众文化活动、收集实物、录音摄影等多种方式，对永顺、保靖、龙山等地的土家人进行了广泛调查。1956年8月，调查组写出《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呈给中央。1956年10月，中央同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并要求湖南省向党中央写出报告，以便正式下文批复。1956年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请求批准土家为一个民族的报告》，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电文，正式确定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3月15日，《光明日报》也宣布土家族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交界的山区。同年3月，向达、潘光旦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的联合发言。1957年5月，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和政协湖南省委员会组织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访问团194人来到湘西访问，当时统计的土家族，桑植县有43 965人，大庸县有3 600多人。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向达、潘光旦、彭泊、田心桃、彭秀枢等人被划成“右派分子”，影响了其他地方土家族成分的认定工作。
　　
    在湘西，随着土家族认定工作的逐渐深入，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1956年12月7日，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就提出《关于实现土家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方案》，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苗族自治州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初步讨论，为成立土家族苗族区域自治州作了前期宣传工作。12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州等问题的请示报告》。1957年1月，土家族的民族成分正式确定之后，湘西对筹划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就更为重视。1957年3月1日，中央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向省委报告筹备成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1957年5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访问团来到湘西，一方面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与干部群众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7月9日，中央统战部在长沙召开湘西土家族区域自治问题座谈会，向达、李烛尘、翦伯赞、汪明璃、萧离、唐生智、谢华、石邦智、刘春、马杰等参加了会议。8月6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召集湘西苗族自治州的部分领导和土家族、苗族干部及知识分子30多人列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湖南省访问团《关于访问土家族工作》的报告，通过了《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议》，决议中指出：湘西土家族与苗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生活等各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与社会运动，更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方案最为合适，符合当地群众的意愿。会议决议报请国务院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建制，同时请求批准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这次会议中，还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筹备委员会。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决议》，正式决定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设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州的行政区域为吉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桑植、龙山、大庸等10县，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驻吉首县城。9月15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吉首召开，会议选举了自治州州长、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委员和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9月20日，正式宣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9月21日，当地各族人民3万多人来到吉首，欢庆自治州的成立。
　　
    在鄂西，1953年就有5694人自报土家族成分。1954年，国家开始对该地进行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潘光旦也来到鄂西的来凤、宣恩、咸丰、利川等县进行了调查。1957年5月，湖北省视察团民族工作组在来凤、鹤峰、宣恩三县对土家人进行了考察。1957年10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同年12月，恩施地委、行署成立了民族宗教事务科。1958年4月，恩施地委、行署召开全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各县开展了少数民族基本情况的调查，在来凤、鹤峰、咸丰等8县，部分乡镇登记的土家族共有183 037人，有些土家族还提出自治的要求。1958年11月，恩施专区统计的土家族有634651人。正当识别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鄂西的民族识别工作也被迫停止。其实，在鄂西土家族识别过程中，当地群众就有成立民族区域自治的愿望，尤其是在1957年9月，鄂西少数民族参观团参观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大会后，要求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特别是邻近湘西的来凤、鹤峰、咸丰等县的群众心情最为迫切。当时，鹤峰县有两个乡申请实现自治，咸丰县的太平乡自发地挂出“太平土家族自治乡”的牌子，来凤县的一些群众反映：“我们与龙山同饮一条酉水的水，同是土家族较多的县，他们自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自治？”卯洞区的卯洞、三坝等乡有的少数民族群众甚至将自己的户口迁到湖南龙山去了。鉴于这种情况，恩施地委及专署准备申请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但是在当时的“反右”斗争中，有人坚持认为要求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是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表现，致使恩施地委和专署放弃了成立自治州的计划，在向湖北省委统战部的报告中指出：“今后除在土家族聚居区，有的放矢地宣传民族政策、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外，再不把民族问题突出出来。”至此，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被搁置了。
　　
    土家族的识别工作意义重大，它不仅表明了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意愿，维护少数民族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且由于人们的热情参与，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检验，同时识别的结果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影响了土家族的认定工作，但它为以后湘鄂西及其他地区土家身份识别工作的完善和土家族自治区域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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