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改革开放时期的土家族（一)

    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期的土家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重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由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向注重发展经济的根本转移。从此，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正是为发展经济而确立的基本国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在国家民族政策和发展策略的照顾下，土家族如沐春风，紧握发展机遇，积极谋求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
　　
    一、改革开放后土家族地区的政治变革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视民族政策的宣传与落实，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国家政府的关怀下，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复工作也顺利展开，并在土家族聚居区逐步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如此，在国家的引导下，土家族地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些举措的实施，切实保障了土家人民的政治权益，为土家族地区的建设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一）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政策逐步得到了贯彻落实，湘鄂川黔邻近地区部分群众要求更改为土家族成分的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
　　
    1979年11月，国家民委发布了《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在这一通知的鼓舞下，恩施地区率先开展这项工作。1980年5月，来凤、鹤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相继成立。1981年秋，国家民委派刘孝瑜（中南民族学院）和章孟林（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处）到恩施地区指导恢复民族成分工作，恩施地委统战部组成工作组，在利川进行了试点，对忠路（土司区）、柏杨（汉区）、汪营（卫所区）三处进行对比调查，为指导整个地区恢复民族成分工作积累了经验。随后，地委统战部在咸丰县召开了各县统战部部长会议，部署全地区恢复民族成分工作，并将在利川的经验及咸丰统战部长会议的情况上报地委，得到地委肯定以后，批复各县进行民族成分恢复工作。1982年3月，张尔驹（国家民委政法司）、王炬堡（中央民族学院）、刘孝瑜等来到湘西北、川东南、黔东北、鄂西南等地调查研究，并在恩施地区召开湘鄂川黔四省边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总结四省毗邻地区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1982年4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关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了《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对恢复土家族成分的历史依据、地理范围、现实特征以及具体办法都做了说明与规定。
　　
    1982年夏季，恩施地区土家族成分恢复登记工作全面开始展开。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的有关文件及鄂西地区具体情况，确定了恢复土家族成分的基本做法：第一，根据《纪要》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工作，主要是在清代改土归流前的土司、土官管辖的土家族地区，其周围的卫所地区和边缘地带进行；第二，有土家族特点，如过赶年、崇拜祖先、祭祀土王、跳摆手舞和萨尔荷等，而且具有民族意识，本人要求恢复土家族成分的；第三，各民族之间互相通婚所生子女的民族成分，年满18岁的由自己选择父母一方的民族成分；不满18岁的，由父母商定，依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分均可；女口父母死亡，可以选择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民族成分，但是不能再上溯亲缘关系；第四，国家干部、职工申请恢复民族成分，须经家乡所在公社出具审核证明以后，由县、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发证。恩施地区民族成分登记的结果为：土家族为1 167 103人，占总人口（3251615人）的35.89%。
　　
    1982年5月，长阳县政府也决定开展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并成立了民族工作机构，5月31日，章孟林、王俊（宜昌地委统战部）等人来到长阳指导土家族成分恢复工作。与此同时，长阳县也组织人员对土家族进行了深入调查，6月25日，周行雄（宜昌地委统战部）、李德胜等人向湖北省委统战部汇报了调查结果。之后，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长阳县登记了部分土家族人口。1983年5月，马维清（湖北省委统战部）、章孟林、王炬堡、刘孝瑜、田德生（西南民族学院）等人来到长阳县，对长阳县土家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考察，并向省委统战部撰写了报告。此后，长阳县委、县政府对全县群众的民族成分进行了识别，全县有土家族人189 79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7.76%。
　　
    1981年9月，王俊等人来到五峰县考察，对五峰的民族识别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11月，县委统战部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开展少数民族调查的请示报告》。1982年5月，县委统战部与县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切实搞好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工作的请示报告》，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各地政府机关批转了这份报告。之后，县委统战部与县人口普查办统一部署人口普查与民族成分恢复工作。7月，通过人口普查，全县登记的土家族共10992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8.4%。1983年，王炬堡、刘孝瑜、马维清和章孟林一行来到五峰，考察了当地土家族的历史源流、民族文物、文学艺术及习俗风情，撰写了《关于五峰土家族民族成份恢复工作的调查报告》，确认了五峰县是土家族聚居区。
　　
    在湘西，桑植、大庸、慈利等县部分群众要求恢复土家族成分的呼声比较强烈。1981年6月9日，龚葆桂（湘西州委统战部）来到桑植县检查民族工作，要求桑植县首先要做好民族调查。桑植县成立了民族考察组，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调查，基本查清了桑植县的民族成分，并写出《关于请求恢复桑植部分群众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报告》。1982年5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了《纪要》和省委的指示精神，认为民族成分的恢复是关系民族政策落实的大事。会后，桑植县开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民族人口登记，全县登记的土家族有20480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0.6%。1982年，大庸县委成立了土家族成分考察识别工作小组，从7月起在全县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对罗塔坪等14个属于土司地区的群众进行了考察，1983年3-11月恢复土家族成分97851人。1983年，大庸县政府设置县民委，县民委对温塘等14个土司乡和全县其余属于卫所地区的乡镇的田、覃、彭、向、黄、庹、符、甄等8姓群众进行了登记，其中土家族为16807人。1986-1987年又增加了15685人。因此，大庸县1983-1987年，共恢复土家族成分23209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5%。慈利县部分群众也强烈要求恢复土家族成分，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识别与恢复工作陆续展开，经过长期的努力，当地群众的土家族成分也先后得到承认或改正，在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慈利县16个少数民族的人口为82828人，其中土家族80623人。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及民族成分遗留问题的解决，至1999年，慈利县已有少数民族407 504人，其中有土家族401513人。20世纪90年代，湖南省有关各县也对土家族人数进行了统计，其中石门县有34.5万多人，沅陵县有8万多人，溆浦县有5万多人。
　　
    在川东南地区，土家族民族成分问题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2年，四川省委派出冯冰向等人与涪陵地区有关负责人一起对川东南土家族情况进行了专门调查，认为川东南土家族族源清楚，虽然语言大部分消失，但仍然保留部分称谓，民族特点比较明显，基本上统一了对川东南土家族成分的认识。1982年5月以后，在《纪要>精神的指导下，在川东南地区，土家族认定、统计工作陆续展开，最后统计出秀山、酉阳、黔江、彭水、石柱等县土家族共有80万人口。
　　
    贵州省东南地区也开展了这项工作。当地沿河、印江、德江、思南、江口等县从元代后推行土司制度，土官世袭了500多年，其先民被称为“土蛮子”、“蛮子”、“土苗子”、“土巴僚”等，多数境内建有土王庙、土主庙等，分布界限明显，族源清楚，现实特点比较显著，尤其是土家妇女的服饰还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在《纪要》精神的指导下，这些地区经过试点登记、自愿申请、群众申报、群众审议、张榜公布、上级批准，共恢复土家族人数接近70万人。1984年7月，贵州省有关专家来到印江、沿河、江口、松桃等县又进行了反复调查，认为“土家族部分群众虽然语言已经消失，但还有一些语言残存的痕迹，还保留一定的民族特点，民族意识明显存在”，肯定了铜仁地区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工作。1986年贵州省政府正式批复，使土家族成分合法化。
　　
    随着大量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复，土家族人口剧烈增加，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土家族人口已达802万。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它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既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又能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它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平等权利，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政治愿望，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
　　
    20世纪50年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激发了其他土家族地区要求民族区域自治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当地政治思潮与政治运动的冲击，各地也就只好暂时放弃这一想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民族政策逐步落实，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各地又开始酝酿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计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鄂西普遍进行了一次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1979年8月，恩施行署选出以来凤的田恩波（土家族）、鹤峰的田冬生（土家族）和宣恩的石帮志（苗族）为代表，组成参观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国庆观礼。在观礼之前，国家民委组织参观了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他们产生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愿望。参观结束后，他们分别向县委、县政府领导作了汇报，提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得到了来凤、鹤峰县委及县政府领导的支持，并及时向恩施地委和行署写了申请报告。恩施行署及省人民政府将他们的报告向上转报。1980年4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来凤和鹤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1980年5月，来凤、鹤峰两个土家自治县先后成立，这对鄂西其他各县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影响很大，要求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咸丰、宣恩、恩施、利川4个县于1980-1981年，先后写了两次要求成立自治县的报告。经过慎重考虑，1980年10月，恩施行署向湖北省人民政府写出报告，要求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年7月13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了有关建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报告。1983年8月19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恩施地区行政区域为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行政区域，撤销恩施行政公署。同时撤销来风土家族自治县，恢复来凤县；撤销鹤峰土家族自治县，恢复鹤峰县。1983年11月23-29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1983年12月1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举行了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土家族自治县也相继成立。1984年7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1984年11月25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2月8日，举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大会。1984年11月26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2月12日，举行了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大会。此外，在四川，1983年11月7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1月11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984年，11月10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1月13日，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1月18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在贵州，1986年10月7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2月13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除了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外，湘鄂川黔边境各县市的土家族乡也相继建立起来。至此，土家族地区基本上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各地自治机关也开始了正常运转，土家族人民行使起当家做主的权利。
　　
    （三）民族工作机构的设立
　　
    民族工作机构主要包括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机构以及各省人大、省政协设立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或民族工作委员会。其中，作为政府部门的组成部分，各县、市、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它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促进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协同有关部门制定与执行有关少数民族法规，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调查民族经济的情况，参与研究发展民族经济方针、政策和规划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协助有关部门管理少数民族各项补助专款、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统计工作，协同有关部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研究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组织接待少数民族参观、访问事宜，接受和处理各族人民对民族事务的建议。因此，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设立，是做好民族工作、发展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后，湘鄂川黔各省及各自所辖市、县政府便开始恢复民族事务委员会或相关工作机构。1979年5月，湘西州成立了州委统战部，下设民族事务科，主管全州民族事务。1983年8月，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开始，湘西决定正式成立州民族事务委员会，1987年以后，州里的各县、市的民族事务组也先后更改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恩施州，随着各级行政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恩施行署民族事务科得到恢复，但仍与统战部合署办公，归统战部领导。随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1984年4月，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局成立，各县、市民族事务局也相继成立，正式成为各级政府的组成部门。1984年7月，州、县、市民族事务局改为民族事务委员会。2001年12月，恩施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恩施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各县、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相应改为民族宗教事务局。
　　
    （四）土家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
　　
    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意义重大，它是政治上民族平等的重要体现，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它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它是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然要求。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权建设，就必须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因此，它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后，土家族地区十分重视对包括土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与选拔，并将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实施。为了锻炼出优秀的民族干部，土家族地区采取各种方式，包括去各类高等院校深造，通过学习理论知识，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去各级党校学习，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与思想觉悟；到上级机关去挂职锻炼，学习和熟悉工作规范与程序，改进自己的工作态度；去优秀企业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学习与借鉴企业或发达地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到基层锻炼，体察民情，了解基层人们的真实情况，增强工作的目的性；轮岗交流锻炼，丰富工作经验和改进工作思路，提高应对不同工作岗位的能力。通过以上各种方式的培养锻炼，土家族地区民族干部的政治素质与业务能力得到了普遍提高，民族干部的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他们走上各个工作岗位，逐渐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决策者与核心力量。
　　
    恩施州少数民族干部1983年为17 429人，占干部总数的30%，经过培训与选拔，1998年发展为49 016人，所占比例增长为54.9%，逐渐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人口的比例相适应。自治州成立后，恩施州土家族、苗族干部担任了州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州人民政府州长、副州长，而且在州、县、市党委、人大、政府领导机关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具体数据如下：1983年建州时，州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33.33%，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长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42.86%; 1988年换届选举后，州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副主任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28.57%，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长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33.33%；1993午换届选举后，州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副主任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28.57%，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长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28.57%; 1998年换届选举后，州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副主任中，土家族干部占16. 66%，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长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50%; 2003年换届选举后，州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副主任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37.5%，州人民政府正副州长中，土家族、苗族干部占57.14%。在州委班子中，少数民族在1983年仅占8.33%，到1987年已升至54.55%。1998年，由于干部交流情况变化，民族干部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25%。县、市级政府领导班子中，民族干部所占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党委班子中也在近几年保持40%以上的比例。据统计，1983年，县、市政府班子中民族干部18人，占总数的35. 29%；1993年，县、市政府班子中民族干部28人，占总数的47. 46%。
　　
    在贵州，随着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复，土家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也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土家族的干部队伍发展较快，数量不断增加。据1995年统计，全省有土家族干部20 795人，其中地厅级15人，县处级205人，科局级2 300人。在铜仁地区，土家族干部地厅级4人，县处级69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90年有干部2 926人，土家族干部占总数的78%，县政府、人大、政协、纪检、人武部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中，土家族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县科局级和乡镇领导中，土家族干部所占比例在70%～83%之间。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95年全县有土家族干部4101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82%。德江县1995年全县有土家族干部5035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88%。
　　
    在湘西，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效，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壮大，其文化素质也在逐步提高。1997年底，全州少数民族干部为3. 69万人，占干部总数的71.4%；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有1.43万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38.8%；具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少数民旗干部6757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18.3%；在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中，领导成员为272人，少数民族为209人，占76.84%；218个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1367人，少数民族为1079人，占78.93%。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中，土家族干部占有很大的比例。
　　
    此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都先后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使人们享有广泛的权利与自由；加强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拓展与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的法律素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党的工作机构与工作机制，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提高行政效率和工作作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选拔用人机制和人员管理机制等。按照国家的部署，土家族地区切合实际情况，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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