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封建社会前期土家族的文化与习俗（一）

　　第三节　封建社会前期土家族的文化与习俗
　　
    早在公元前1122年，巴人在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就以“歌舞以凌殷人”而著称于世。《华阳国志》载：“巴师锐勇，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在战斗中，巴人高唱战歌，呐喊助威，手执武器，作出各种刺杀动作，史籍上被称为“前歌后舞”。巴人这种冲锋陷阵的作战方法，既表现了他们作战时的“锐勇”，又说明他们能歌善舞的特性，对汉文化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遇有重大祭祀活动举行的大武舞，与巴人的歌舞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它来源于武王伐纣时巴人的“前歌后舞”。战国时，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巴歌，以广泛的群众性而著称于史。
　　
    刚健有力的巴人歌舞对汉代的宫廷乐舞有极大的影响，在《太平御览》中也有所记载：“渝水，賨民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使乐人习之，故名巴渝舞。”汉高祖刘邦派乐师学习巴人歌舞，经过加工整理，使其成为宫廷舞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载入汉廷乐府。这种宫廷乐队，由巴人、渝人三十六位鼓员编成，按巴渝舞乐谱曲演奏，以伴其舞。魏晋间，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改巴渝舞为昭武舞。宫廷舞乐“宣烈舞有年弩”，即“汉巴渝舞也”。唐人杜佑在《通典》卷一百四十五中记载：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台、弩渝、行辞，本歌曲有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说明巴渝舞本源古老，虽已很难读懂歌词，但其舞乐仍存宫廷。
　　
    古代巴人喜歌善舞。在西汉孝景帝时，巴渝民间往往“族举递奏，金鼓迭起”，用鼓、錞等乐器演奏，发出悦耳的谐和乐章，以伴舞蹈。巴人民歌丰富多彩，汉代文豪扬雄，儿时曾在巴东夔峡一带生活，洞悉巴歌，其所作《蜀志》，指出夔、归“讴歌”为巴人之歌。左思所赋《明发而耀歌》，李善注谓“耀，讴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日，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何晏，东汉末年人，他不仅亲临其境听过巴歌，还曾观赏过巴人载歌载舞的表演。魏晋南北朝至隋，包括酉溪、石堤土人在内的五溪蛮，“父母死，……打鼓踏歌，亲属宴舞戏，一月余日”。跳丧鼓的风俗和踏啼舞乐仍在民间流行。唐宋时更不乏记载。如云：“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巴人好踏啼，……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哀，故人号‘巴歌’日‘踏啼”，。自汉历宋，始终不衰。
　　
    唐中叶以后，刘禹锡吸收土家族民歌的丰富营养，创作出独具一格的“竹枝词”，名震诗坛，对我国诗词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竹枝”源出巴人踏啼之歌，是巴人七言诗歌体裁，上四下三相随和声，牵手踏啼，悠扬婉转，充满着土家族的风雅气息。早在刘禹锡之前，土家族民歌已被汉人知晓记录。南北朝时，《水经》注家之一郦道元，曾任北魏东荆州刺史，漫游过夔峡地区，曾以汉语记录的巴歌之一为：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啼三声泪沾裳。
　　
    诗情歌意浓郁，风格朴质潇洒，吟咏脍炙人口，实开中原仕人记录《竹枝》的先声。唐时顾况、白居易、刘禹锡、李涉、孙光宪等都居住或来往路经土家族住地，创作了不少反映土家族风土人情的竹枝词。顾况《竹枝词》“……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正式提出“竹枝词”曲牌。刘禹锡被贬官流放时，听到当地土人唱巴歌。他创作的十几首竹枝新词，出自湖、湘、夔、归地区。他被贬居的朗州是“杂以蛮蛋”的地区，“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峒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作了大量的“竹枝歌辞”，不仅进一步把巴歌介绍到中原地区，丰富了全唐诗库；同时，这些通过提炼升华的巴歌新作，又在土家族中得以推广，使“武陵夷俚悉歌之”，自然也推动了土家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如刘禹锡的诗作之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情还有情。
　　
    至今在土家族中，还保存着相类似的歌词，确是“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到了宋代，黄山谷、陆游等诗人，也创作过不少竹枝词。如黄山谷夜宿歌罗驿（在今宣恩境内），即以梦李白宿歌罗闻杜鹃作《竹枝词》三首，与唐人的《竹枝词》在格律风貌上都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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