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土家族（二）

    二、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政治
　　
    （一）土家族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统治。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成员宋教仁。“宋案”公布后，国内舆论哗然，孙中山主张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组织“讨袁军”，通电讨袁。接着四川等省宣布独立，熊克武在重庆成立“讨袁军”，四川各地军民闻风而起，酉阳县的土家、苗、汉族人民在邹杰的领导下起而响应，参加讨袁。不久，被投靠袁世凯的胡景伊镇压下去。
　　
    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蔡锷起兵云南，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世凯称帝。酉阳县的土家、苗、汉族人民在李善波、王子履、王子骝领导下于龚滩起义，号称“复兴中华革命军”，开展讨袁斗争。袁世凯急令北洋军一营由湖北前往镇压。王子履等率领义军英勇还击，北洋军失利溃败，遂攻克酉阳、秀山等县。这时，奉孙中山之命的石青阳回川，任川东区司令，率军至酉阳，李善波等义军归属石青阳领导。5月，石青阳率军由酉阳进至彭水，驻兵劝学所，忽闻李善波部营长周麻子叛变，与支队长汤子模在酉阳发生巷战。石青阳随同秘书长张佐臣等三十余人，星夜兼程奔赴酉阳，集合汤子模部，并收唐鹏程部数千人，出黔江、石柱、涪陵，进逼重庆。
　　
    1916年2月，袁世凯派北洋军从湖南、四川两路进攻云南，镇压蔡锷的护国军。当北洋军第六、第二十等师抵达湘西准备进击贵州时，戴戟率领的护国黔军从贵州攻入湘西，双方在芷江、麻阳一带发生激战。袁世凯急忙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经调停，双方一度休战，部分黔军退回贵州。这时湘西各族人民纷纷起来，顽强抵抗北洋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庸县罗剑仇以湘西独立军为旗帜，联络会党，集结土家、苗、汉等族人民一千五六百人起兵讨袁。罗剑仇利用永顺县知事车赓“收验旧契”，不断增加验价而引起永顺各族人民普遍不满，以及巡防营兵撤离、城防空虚的大好时机，于3月19日率领三百余人攻陷永顺县城，入城后立即向城内居民宣布了“剿灭贪官”的宗旨，以安定民心。但罗剑仇惧怕镇箪巡防兵反攻，不到两天，即撤兵出城。
　　
    4月25日，会党首领张玉堂、伍少卿等在龙山县鸭绿滩集众千余人，攻占龙山县城，宣布独立，张自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城内秩序稳定后，张玉堂委任伍少卿为指挥使，带领五百余人，在与永顺交界的扁担峡驻防，又委向晏清为团长，率领一千余人驻守与永绥（今花垣）交界的伏龙山，以防北洋军与镇箪巡防军进攻；同时，又派人与贵州护国军、四川酉阳独立军和在乾城宣布独立的张学济联络，以利彼此声援。驻扎永顺的北洋军刘虎臣与永绥镇守备向天爵分别率军向扁担峡、伏龙山进攻，经过激战，北洋军败退。
　　
    5月5日，保靖县隆头的土家、苗、汉等族农民暴动，涌人警署，夺取枪支弹药，推举警士罗振东为护国军独立团团长，宣布独立。很短的时间内，各乡农民三四百人进攻县城，驱逐袁世凯亲信汤芗铭委派的知事。保靖县知事王讷带领百余士兵前往隆头弹压，驻扎永绥的北洋军亦来救援。经过激烈巷战，农民军伤亡过大，被迫退出隆头。
　　
    由于湘西各族人民纷纷起来讨袁，在湘西的北洋军虽占有优势兵力，但是，他们既不能进入贵州，也不能控制湘西。处于不利地位的亲袁的湘西镇守使、镇筸军统领田应诏乃被迫于5月21日宣布湘西独立。
　　
    （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我国侵略，培植势力，使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成为自己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支持和操纵下，控制北洋政府的各系军阀，奉行“武力统一”政策，对西南用兵；湖南、四川等省的地方军阀打着“湘人治湘”、“川人治川”和“联省自治”的旗号，乘机霸据一方，争夺地盘，以致战争连绵，混战不休。地处湘鄂川黔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地区，成为南北军阀、主客军阀之间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
　　
    1919年6月，桂系军阀支持谭延闺为湖南督军。谭延闯在湖南站稳脚跟后，就想进一步统一湘西；而盘踞湘西的军阀，割据一方，拒绝接受谭的命令。受驻湘西黔军控制的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自称湘西军政处处长兼靖国联军湖南第一军总司令，辰沅道道尹张学济自称湘西民政处处长，接近桂系的湘西镇守副使周则范又自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同年11月，田应诏指使周部团长廖湘芸杀周，周的部将蔡巨猷、刘叙彝又在谭延闽的援助下起兵讨廖，廖湘芸兵败逃走。谭延闽以此为借口，派吴剑学带兵向湘西移动，准备武力统一湘西。不久，直皖战争爆发，谭用兵湘西的计划才未能实现。
　　
    1920年，云南军阀唐继尧命滇、黔军进攻川军熊克武部，企图霸占四川。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黎天才、第一军军长蓝天蔚在鄂西不能立足，逃入四川，依附唐继尧，分驻万县、夔州、巫山一带。熊克武联合四川各派军阀，将滇、黔军赶出川境，又击退驻万、夔的鄂西靖国军，黎天才军退至建始、利川，蓝天蔚部退往恩施、鹤峰。同年7月，常澧镇守使王正雅被副使卿衡派兵杀害，其子王育寅在慈利县东岳观起兵为父报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攻占大庸、慈利等县。王自知声望不高，遂由林修海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自己退居副司令。10月，林修海军由大庸等地进攻常德、澧县，谭延闿急派旅长宋鹤庚率兵讨伐，先后攻占慈利、大庸、桑植等县，击溃林军。
　　
    1921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兵宜昌，直逼四川。湖南、四川组织“讨鄂军”，川军占领巴东等县，进入鄂西。不久，“援鄂军”失败，旋即退出。
　　
    1922年，四川爆发熊克武、但懋辛与刘湘、杨森的“一、二军之战”，结果刘湘下野，杨森率残部退入湖北施南、利川，投靠吴佩孚。这次四川军阀之间的混战，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夺取四川创造了条件。
　　
    1923年2月，吴佩孚乘机派第八师师长王汝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由鄂西进击川东，杨森由利川渡江袭击万县。这时，占据湘西凤凰一带的黔军袁祖铭部退人鄂西施南，吴佩孚命其与杨森合作。同年6月，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讨伐赵恒惕，人湘主政。而赵恒惕又请求吴佩孚援助，准备消灭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和湘西绿营统领陈渠珍。谭延闿命蔡巨猷、陈渠珍等宣布湘西独立，指责赵恒惕依附北洋军，并组织讨赵军，从湘西分兵三路讨伐赵恒惕。
　　
    1924年秋，川军熊克武部奉孙中山之命，由四川假道湘西，出师北伐。湖南督军赵恒惕看到川军久屯湘西不走，派湘军叶开鑫、贺耀祖部向川军进逼；并密令驻保靖、乾城一带的陈渠珍攻击川军，经过激战，陈部伤亡很大，退守乾城。
　　
    1925年2月，杨森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势力日渐强大，企图消除异己，用武力统一四川，结果被刘湘、刘文辉与黔军袁祖铭联合击败。杨森残部退守鄂西，秀山、酉阳等川东十余县被袁祖铭占据。黔军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向刘湘进攻，刘湘又联合杨森，将黔军逐出川境，杨森复占据川东。
　　
    1926年，袁祖铭退出川境后，遂派嫡系王天培、彭汉章两部进驻湘西，妄图向外发展。湖南督办唐生智要求袁部移驻鄂西，交回湘西防地，袁置之不理。于是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烂在常德将袁祖铭枪杀，并将其部包围缴械，其残部由李燊率领窜往湘鄂川三省交界地区。
   
    同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从广东挺进湖南，杨森见风使舵，表示愿意参加北伐。四川各派军阀因在反吴佩孚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就推杨为北伐川军总指挥，企图顺水推舟，排斥其出境；而广州国民政府为使杨森牵制鄂西一带北洋军，委杨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于是杨率部进至鄂西。
　　
    1928年3月，桂系在进攻湖南的同时，又派第二军鲁涤平部组织“西征军”，联系新归附的第三十军魏益三、第四十三军李燊等进攻鄂西，与杨森部川军激战。杨军退出鄂西，撤回川东驻防，其防地包括酉阳、秀山、黔江等地。这些军阀的所谓“北伐”，只不过是玩弄联甲倒乙、联乙倒丙的权术而已。激烈的战争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变化很快，地盘的得失变动很大。
　　
    各派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给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军队往来穿梭，川流不断，甲军刚走，乙军又至。军队一到，便大肆派款抽捐，强拉兵夫，稍有不从，即遭捆绑毒打，甚至惨遭杀害。因此，兵灾成为土家族地区社会的一大祸害。人民视兵如虎。由于连年兵灾，农民流散，“辰州以上每有赤地百余里无人耕地者”。军阀混战给土家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长期盘踞湘西的陈渠珍，占据川东、鄂西的军阀刘湘、杨森，把各自的辖区变成“国中之国”。他们培植亲信，委派官吏，控制地方行政、财政等权力，他人不能染指；或者任免地方官吏，非经他们首肯，省政府不能定夺。陈渠珍割据湘西期间，设立各种军事学校，培养中下级军官，开办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在各县和水陆交通要道的重要市镇，设立百货保商局，控制贸易，把持税收；先后在保靖、凤凰开设湘西农村银行发行纸币操纵金融，把湘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三）国民党对土家族的残酷压榨
　　
    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派，因分配地盘和“编遣”军队问题，谈判不成，诉诸武力，爆发了新的军阀混战。1929年3月，蒋军包围、收编占据鄂西、鄂中一带的桂系军队，直接统治鄂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力量日益强大，偏居一隅的四川、湘西军阀投靠蒋介石，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吏，国民党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逐渐确立。
　　
    1935年，国民党为加强对湘西地区的直接统治，在沅陵设立湘西绥靖处，以刘建绪为处长。并以“整顿吏治，绥靖地方，增进行政效率”为名，其下划分五个行政督察区，每区设专员，直接统辖各县的政治、军事，各级官员都由其定期考核。1938年4月，撤销绥靖处，设立沅陵行署，由陈渠珍任主任。同年8月，国民党又以“整顿后方，训练新兵”为名，在宜昌设立湘鄂川黔边区公署，派刘峙为主任、毛炳文为副主任。他们打着“开发四省边区”的幌子，实际是要强化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各县建立警察局、法院、监狱，设立警备大队、保安大队，各乡建立区公所，配备武装警卫；在农村严密保甲组织，反复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和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也随之相应建立。此外，还建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和操纵的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民间团体，形成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从城镇到农村，工农商学，各行各业，无一不受国民党的残酷统治。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集团一面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一面玩弄“还政于民”的骗局，筹备所谓“国民大会”，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各县的豪绅、反动军官和政客，为争夺“国大代表”进行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大庸县豪绅李佑琦和彭正宇争当“国大代表”，各聚爪牙数百人，在该县北固乡动用武力，互相火并，双方伤亡十余人。国民党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
　　
    在军阀、国民党的残酷压榨和黑暗统治下，土家族人民的赋税负担与日俱增，愈来愈重。
　　
    1923年，永顺县的田赋由夏、秋两次征收并为一次，将秋赋并入夏赋，提前开征。除田赋外，还有地方税、特别团捐、议员薪金、警务捐、学务捐、收据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与此同时，县城设百货捐局，各乡间集市及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分局，专门抽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和进出口的牛皮、五倍子、棉花、棉纱、煤油及一切值钱的货物，无不纳税抽捐。甚至民间宰猪一头，要收大洋1.2元；宰牛一头，收大洋3元；即使猪、牛病死，也要征收半税。“似此赋重期促，人民负担之苦，无可奈何！”四川各派军阀为了进行战争，有的在自己的防区内，预征田赋竟达四五十年的税额。地处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等地，一向为刘湘的防地，农民除纳正税6元外，另征军费30元，附加税20元，临时派捐10元，烟亩捐6.3元，团防费6.5元，共70余元。加之乡镇保甲长依次附加，层层盘剥，一斗粮竞要缴纳90或100余元的捐税。
　　
    国民党直接统治时期，更是巧立名目，捐税有增无减，土家族人民的负担苦不堪言。咸丰、恩施、建始、来凤、利川等县，除继续征收田赋外，国民党政府又根据土地陈报，增收地价税。保靖县的营业税、烟酒牌照税均增加1倍以上，屠宰税增加1/5以上。其他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捐税，更是难以数计，弄得土家族人民旧税尚未交清，新税又接踵而至。国民党的税收人员一批接着一批地窜至集镇、农村，加紧催派，旧税新捐，“双管齐下，催征如火”，致使“农村凋残，民力疲竭”。此外，派征夫差，强拉壮丁，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等，给土家族人民造成的损害，更是无法计算。
　　
    （四）土匪猖獗为害
　　
    从军阀混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横行无忌的土匪，是土家族地区又一大的社会灾害。
　　
    由于军阀和国民党的残酷压榨剥削，广大农民濒于破产，各地的地痞胁迫一些生计无着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军阀长期混战遗弃散失在民间的大量枪支，为土匪拖枪拉杆提供了武装弹药的来源。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森林密布，洞穴相连，交通不便，地势险要，便于土匪四处出没。但是，长期盘踞这一地区的军阀和国民党，纵匪养匪，窝匪收匪，则是土匪长期为患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土家族地区形成了官僚、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血腥统治。
　　
    军阀和国民党官僚以收编、改编土匪作为扩大势力、巩固统治的手段，各股土匪一旦势力强大，军阀和国民党官僚则予以收编，大小匪首被封官委爵，给以营长、团长、师长、司令等官职，因此改编土匪成为他们的一大兵源。有些地主豪绅以养匪、济匪、窝匪、庇匪为能事，互相勾结，利用土匪势力，霸据一方。“匪首先行结合，煽惑纠众，俟有相当能力时，地方豪绅出而豢养，不肖官吏亦加庇护，匪势因之扩大”。“至于贪污土劣，蹂躏乡愚，习为常故，通匪窝匪，肆无忌惮”。一些地主豪绅就是占地为王的大匪首，或是作恶多端的惯匪。据龙山县统计，12031个地主中，参加反动组织的有6554人，占地主总数的54.48%；曾为匪首、惯匪的就有1994人，占地主总数的16.57%；其他通匪、济匪、窝匪、庇匪者，则为数更多。而大小匪首又以为匪作恶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要当官，先为匪，后招安”，“有枪就有势，有势就有官；当官须为匪，为匪可当官”，这是各股大小匪首奉行的信条。匪首利用手中的武器，打家劫舍，拦抢商旅，强占民田，勒令农民种植鸦片，征收捐税，因而变成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成为军阀和国民党的官吏。如惯匪彭雨清，就是以空手当匪起家而致富的。杀害500余名无辜平民的古丈县匪首张平，收编后成为国民党的军官，后又被委任为古丈县县长。他依仗匪兵官势，大肆掠夺，强占民田达2 000多亩，成为最大的地主之一。仅有“破屋数间，光棍一条”的龙山县瞿伯阶，为匪起家，成为拥有人枪万余以上的巨匪，后被国民党收编委任为纵队司令。
　　
    军阀、国民党的纵匪害民政策，使土匪势力日益猖獗，长期为害。先后在土家族地区活动的土匪不下数十股。酉阳县有饶玉清、伍南卿、张少卿等3大股，每股有枪五六百支，此外还有10多小股，每股有枪三五十支，各股土匪近3 000人。匪首向作安在来凤县称王。湘西有巨匪10余股，“大股者两千余人，小股者亦有二百余人以上”。这些股匪各有其势力范围，他们以山河为界，各据一方，称王称霸；越界即大动干戈，互相并吞，彼此仇杀，乘机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1926年，在来凤县割据称王的巨匪向作安还建有兵工厂，制造武器，逐渐向毗邻的龙山县扩展势力。而盘踞在龙山县的股匪师兴王，在兼并股匪刘子良的部众和地盘以后，实力扩大，野心勃勃，企图并吞来凤，继续扩大势力，遂与向作安在龙山、来凤交界地区展开激战。由于各股土匪之间经常兼并倾轧，势力消长变化很大，加之军阀、国民党实行招抚政策，有的股匪被收编，委以官职，有的继续为匪作恶，因而土匪的股数虽逐渐减少，但其活动力和危害性却愈来愈大。到1936年前后，龙山县匪首瞿伯阶的势力日渐强大，作恶于龙山、来凤、宣恩、鹤峰等县。杨树成、张少卿等巨匪在酉阳、秀山、黔江一带为害。每到收获季节，这些股匪四处抢劫鸦片、粮食，抽捐派款。然后购买武器，扩大实力。1937年，瞿伯阶股匪攻占龙山县城达23天；1940年，他又自封司令，带领匪徒，窜至来凤，将鄂西桐油集散地白福市的桐油等物资抢劫一空。国民党的保安部队，整团、整营被土匪围攻缴械。土匪获得人枪，势力更加扩大。这些大股土匪攻城略地，围攻保安部队，使国民党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更使当地人民受到深重的灾难。
　　
    1941年，蒋介石以维护公路交通治安为名，任傅仲芳为剿匪总司令，带领3个师的兵力，并指挥湘鄂川三省部分保安团队，进驻土家族地区；1946年，又命潘文华带领3个师，在湘鄂川边界一带搜捕围剿。国民党军队名为剿匪，实是害民。他们强拉民夫，增派捐税，修筑碉堡工事；烧毁民房，毁村并寨，强迫农民集中，派兵驻守，防民甚于防匪；对无辜农民任意妄加罪名，诬其通匪、窝匪、从匪，乘机敲诈勒索，吊打枪杀，滥施刑法，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这样剿来剿去，“匪没有剿掉，却把当地老百姓整苦了”，“弄得参加土匪的人，无家可归，抱着毁家杀父之仇，意志更加坚定；一些无辜老百姓，认为横直国民党军队来了活不成，索性入伙为匪，尚可求得一线生机”。结果，匪患不但没有肃清，反而土匪越剿越多，为害愈益严重。待国民党军队撤走，分散隐匿、流窜他处的土匪，复而啸聚，返回原地，对无辜百姓又妄加通国民党军队的罪名，大肆抢劫烧杀。土匪和国民党军队，你来我往，百姓受害，搞得龙山、永顺、酉阳等县农村常常几十里无人烟。“酉阳县偏岩、柏溪、甘溪、麻旺等地，农民受其鱼肉，已成老死壮逃、十室九空之现象”。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兵灾匪祸交相迭来，“加以豪劣之压榨，贪污之搜刮，人民多在生活线上呻吟，死亡道上挣扎。水深火热，莫能自拔”。土家族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颠沛流离，挨冻受饿，一般每年都缺粮半年以上，全靠挖蕨打葛度日。贫苦农民衣服褴褛，往往一件衣是几代人穿过的，寒冬腊月只好以蓑衣、破麻布蔽体，晚上就滚苞谷壳或烧柴火过夜。住的是低矮阴湿的茅草棚或四面通风的木竹编架的小屋。遇上兵灾、匪灾和自然灾害，就四处逃亡。龙山县桃子坪几十年前是一个有300多户的村寨，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六七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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