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土家族（三）

    三、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土家族人民的经济、政治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纵容下，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进一步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7月悍然发动了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战火燃烧到湘鄂川黔接壤地区，使土家族人民深受其害，加之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乘机深入土家族地区进行疯狂掠夺，土家族人民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要求彻底翻身的心情更加迫切，斗争的火焰更加猛烈。
　　
    （一）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掠夺
　　
    1914年6月至1918年11月，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我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暂时发展的机会。曾经占据土家族地区的进口商品减少了输入，让位于来自上海、武汉等地的国产商品。以棉纱为例，1920年从岳州关进口的洋纱3 100余担，价值23.9万余关平两，大多运至常德，销往湘西和湖北来凤、四川酉阳、秀山等土家族地区；而1923年经过岳州关的国产棉纱，达8.8万余担，价值414万余关平两，大大超过了洋纱的进口量。此后，经过岳州关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纱逐年减少，并逐渐被国产棉纱取代。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美、日、法等国又卷土重来，加强了对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掠夺。曾经一度来源中断的洋靛，到1924年，汉口又进口了7.8万多担，其中部分销往鄂西土家族地区，使土家族地区传统生产的土靛受到打击，失去销路，种植者日渐减少。美国在万县的美孚油行，英国通过买办在湘西所里（今吉首）设立的正大公司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区大量倾销煤油，并肆意抬高煤油价格，掠夺财富。1934年咸丰县煤油每市斤售价3角，而恩施县每市斤桐油仅值1. 76角，一斤桐油的售价买不到一斤煤油，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极为严重。
　　
    帝国主义在土家族地区掠夺原料的规模较前扩大，数量增多，使土家族人民生产的传统土特产品紧紧依赖于国际市场，成为他们的原料生产基地。随着国际市场对桐油需求量的不断增多，英、美、日等国洋行蜂拥而至，在邻近土家族地区的各大商埠收购桐油。安英利、三菱、三井、日华、礼和、福中、福和、承大、丰利等洋行，都争先恐后涌至万县，大量收购鄂西、酉阳、秀山、黔江和其他各地的桐油。过去桐油由我国商人直接收购运至汉口，转销外国洋行，现在已被外商取而代之，中国商人遭到排挤。原先外国洋行收购的桐油，不经加工提炼，即以木桶或铁桶盛装，直接运输出口。1927年，美国施美洋行在万县租地设厂，桐油经过精炼后才直接输往美国。其后，生利洋行和聚兴贸易部、中华公司、同义、华通等油行亦先后在万县设厂炼油，因而万县桐油的出口急剧增加，从1912年的9 000余担，到1922-1931年间增至每年出口23万担左右，万县海关的贸易净值（主要货值为桐油），从1922年的1 400万海关两，到1931年增至1 700余万海关两。1922-1933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在常德设立洋行，掠夺湘西盛产的桐油，据岳州关统计，每年出口的桐油都在30万担以上，其中有三年桐油出口都超过45万担。外国洋行不但排挤我国商人直接收购，而且深入产地调查产量，根据产销变化，任意杀价，形势稍有不利，立即停止收购，致使桐油种植者深受其害。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广州、汉口相继沦陷，长江出口断绝，洋商买办见出口受阻，无利可图，立即停购，桐油价格猛烈下跌，每市担由四十七八元陡跌至10余元。农民被迫毁掉桐林，改种其他作物，因而桐油产量急剧下降，一落千丈。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黑手也伸进土家族地区掠夺资源。193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设立商业复兴公司，在湘鄂川黔等省收购桐油，自备车辆运输；同时，还颁布统购统销法令，对桐油、蚕丝、猪鬃等大宗出口物资实行垄断，并规定桐油由复兴公司独家购销。从此，土家族地区盛产的金色桐油，又成为官僚资本的财富。复兴公司收购桐油时，极力压低价格，农民出售桐油所得，还抵不上生产成本。秀山县战前桐油每百斤（每斤老秤18两）可换米1. 25石（约合7市石），到1944年，每担桐油的售价仅值每石米价的1/10湘西的农民出售一担桐油还换不上70斤盐。在官僚资本掠夺政策的扼杀下，土家族地区成片桐林荒芜，无人垦复，有的被毁当柴烧，湘西、鄂西及秀山等地桐油产量下降一半左右。
　　
    土家族地区盛产的茶叶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对象。1924年，英国商人通过买办在茶叶主要产地鹤峰等地，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开办工厂，加工红茶，经过广州、上海出口，销往英美。外国商人收购茶叶时，大杀茶价，以少量的资本掠夺大量的原料。1929年，英国洋行在汉口乘茶叶销售呆滞之机，极力压低茶价，每箱由过去白银40两压至十五六两。汉口尚且如此，鄂西茶叶产地更可想而知。抗战期间，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茶叶公司”在恩施县芭蕉镇、建始县长梁子、鹤峰县留驾司等地，以“科学检验”为名，设厂制茶，垄断茶叶加工与购销，更加重了对土家族人民的压榨。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严重摧残下，茶叶产量逐年下降，恩施地区由战前年产200余万斤，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130万斤左右。产茶久负盛名的鹤峰县，茶叶价格低落，1947年老秤40斤茶叶只能换一匹布，5斤茶叶换一斤盐。茶农经营终年所得，还抵不上茶工和肥料的开支，茶农不愿继续经营，纷纷砍掉茶树，改种杂粮，以致1／3以上的茶园荒芜，产量锐减。仅红茶一项战前年产40万斤左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降至战前产量的1／3。
　　
    土家族地区出产的木材和五倍子等药材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对象。抗日战争前，湖南省木材主要产地之一的湘西，经沅水运至汉口、南京等地的木材，销售价值达2 500万元。五倍子是医药和制造颜料、染料、皮革的重要工业原料，湘西所产占湖南省总产量的85%，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尤以永顺专署所属各县产量最多，占全省产量的73%左右。抗战前湘西外销五倍子达400余万元。战后，在官僚资本的掠夺扼杀下，木材、五倍子等药材的产量日益下降。1947-1949年，湘西五倍子每年输出量只有1万担左右。
　　
    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结果，是土家族地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农村手工纺织、印染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却日益增长。以桐油、茶叶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大量掠夺桐油、茶叶，桐油、茶叶价格上涨，占有大量土地与山林的地主见有利可图，遂将土地、山坡租佃给农民种植桐、茶，因而出现以种桐、茶为主的“桐农”、“茶农”，刺激了桐、茶业的发展。贫苦农民租佃地主土地种植桐树，必须签订契约，规定每年须向地主交纳桐子，称为“桐租”，有的主佃平分，有的主六佃四，甚至主七佃三，桐租成为地主的重要财源之一。每年桐农交纳桐租后，只能余少量桐子出售给油商或榨房，用来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桐树种植业的扩大，带动了农村手工榨油业的发展。凡产桐之地，都有手工榨房，这些榨房多由油商和地主经营，雇工榨油；也有民间集资开设，收购桐子榨油出售的；或代桐农榨油，收取手工费用的。酉阳县有大榨房5处，每日可榨油300余斤，小榨房约100余处，每日榨油150斤左右。黔江县小榨房约150余处，每年冬夏榨油3～5个月，春夏之交则改榨菜油，一年平均可榨半年至10个月。
　　
    鄂西及四川酉阳、秀山的生漆，恩施县龙凤、屯堡、茅坝等地的苎麻，来凤县卯洞所产的常山、法夏、麦冬，石柱县的黄连、天麻等药材，产量相当可观，都是输往外地的重要商品。
　　
    （二）鸦片种植泛滥
　　
    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带来的严重祸患一鸦片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土家族地区最大的社会公害之一。鸦片是大小军阀生命攸关的重要财源，也是土匪赖以为生的根基。长期盘踞在川东、鄂西的刘湘、杨森和湘西的陈渠珍，为了购置枪械，增加兵员，扩充实力，在各自的辖区内，依靠武力，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然后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烟税，作为他们“合法”的财政收入。在这些军阀的暴力压制下，土家族地区各族农民被迫将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种鸦片，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缩小。
　　
    鸦片的大量种植，给土家族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粮食难以自给，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921年，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及彭水，由于粮食缺少，发生饥荒，主要是因为把土地改种了鸦片”。但是，各种名目的烟税收入，却养肥了大小军阀。1932年，湖南军阀何键为了对付割据湘西的陈渠珍，筹划对策，在凤凰县设立吗啡制造厂，利用邻近各县和川、黔边界各县入境的烟土，制造吗啡，大发其财。大小军阀依靠源源不断的鸦片收入，购置枪支弹药，扩充兵力；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又要发动战争，扩大地盘，相互争夺。因此，鸦片和军阀之间的混战结下了不解之缘。“湖南数年来的战事，完全是为了鸦片问题，因为一般军人，多分据地盘，迫令农民种烟抽税。湖南的收税区域，要算湘西为最好，大家要想驻扎湘西，于是便火并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鸦片又成为国民党大小官僚、土匪和地主豪绅发财致富的重要财源。国民党反动政府虽曾表面上禁止种植鸦片，但是，名为禁烟，实为抽税，土家族地区的鸦片种植并未减少。外号“扫地王”的保靖县大恶霸、匪首徐世弟、徐世发兄弟，强迫农民每户至少种鸦片1000棵，征收50%以上的烟税；不种的，除吊打外，仍需交2两鸦片，名目为抽“懒税”。保靖县“水田乡隘口一带，烟苗遍地”。五峰县民族、民权、民生三乡交界处和民族乡境内的白岩园、茶丘、茅坪，民权乡境内的天堰坪、马子山、横冲、百马槽等地，烟苗颇多，约在1000亩以上。地主豪绅用武力保护种烟。古丈、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所属的明溪、三梭、大达诸乡“鸦片年产约在一千担左右，……按现价格，每年收入至少在一千亿至二千亿之间”。鸦片更是土匪粮饷的最大来源，他们以武力强迫农民种植，凡属土匪“盘踞之区，莫不大种其鸦片”，“匪赖烟以存，烟赖匪以生”。“土匪和鸦片，几乎结成了共存共荣的密切关系”。因此，“鸦片成为土匪的生命线，湘西的土匪，以种烟为唯一之生产事业，严格言之，即当土匪的人，非种烟实无以为生”。
　　
    鸦片的大量种植与吸食，流毒严重，为害极大，致使有的地区“一村一乡，百业荒废，倾家荡产者不可胜计”。鸦片成为土家族地区的一大社会灾害，受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时不得不给地方官吏下令铲除烟苗；但是，贪污成性的国民党官员往往以接收贿赂而罢手，或者地主豪绅以持枪抗铲而终止。因此，鸦片的种植，非但没有减少，而且愈禁愈多。
　　
    （三）抗日战争时期手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汉口、长沙相继沦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湖南省政府撤至沅陵。土家族地区迁入的人口急剧增加，外地货物来源断绝，日用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因而手工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
　　
    在各种手工业中，以纺织业和造纸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广大农村妇女利用农闲时间纺纱，每逢赶集，携带棉纱换取棉布，除满足自己家庭使用外，剩余的还可以出售。恩施县距城四十里以内的农村，多有妇女用单式手摇机纺纱，城南、城北各乡亦有以织布为业的零星机户，其中以龙凤坝为最多。1943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在恩施县城北红庙设立纺织工厂，有七七式手纺织机30台，宽铁机9台，以及窄木机等，职工120余人，每月可产纱1000余斤，布近500匹。由民间集资经营的巴施麻棉纺织合作社，建立于恩施城北农村，内有铁木机、窄布矮机、七七改良纺纱机约44台，男女工人80人，月产布1300多匹。在龙凤坝由私人经营的动力弹花厂，有锯齿式弹花机2台，以水力推动，每天可弹花200多斤。这些工厂的设立，带动了农村手纺业的发展，他们除自纺纱外，还将棉纱贷给附近农村纺户，然后收回土纱，按照土纱的数量与质量给以工资。过去有些不事纺织的农村，在这些工厂的推动下，农村妇女也多习纺织。永顺县建立的织袜厂，拥有48部织袜机，产品销售到附近各县市场。
　　
    抗战期间，随着一些文化、教育、新闻单位迁至土家族地区，对印刷用纸的需要日益增多，促进了手工造纸业的发展。过去土家族地区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就地取材，只能制造供油纸灯笼、油扇、包装用的土皮纸，以及供祭祀用的火纸，印刷用纸都要由外地购进。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为了出版报纸的需要，派出技术人员，利用咸丰、利川、恩施三县边境地区丰富的构皮原料，在构皮的聚集市场利川县毛坝，约集皮纸作坊主，改进技术，依照新法造纸。因此，毛坝乡的造纸业迅速发展起来，造纸作坊约200余家，其中有20余家经过改进技术，生产的产品可供印刷报纸使用，其余作坊仍制造皮纸和火纸。这些造纸作坊中，只有少数专业造纸，多数是农民在农闲时经营的副业，产量不大，一个熟练的纸匠，整天操作，只能生产3.5刀纸。1943年，永顺县由官商集资，合股经营，开办造纸厂，共筹集资金法币27万元，每股股金1000元，湖南省建设厅和永顺县政府各出90股，其余90股由民间集资。此外，铁质农具制造、印染、碾米等手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是，各种手工行业的发展好景不长，抗战结束后，在国民党统治的摧残下，大都被迫停产。恩施县原有100多架织布机，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二三十部还在开工。
　　
    （四）公路的修筑
　　
    国民党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肆意掠夺土家族地区的经济资源，抗战前后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带大肆修筑公路。1935年，决定修筑湘川公路后，即分段加紧施工，经过一年多时间，途经泸溪、乾城、花垣、秀山、酉阳、黔江等县，全长1390余公里的湘川公路建成，在鄂西地区，由巴东经恩施至来凤公路，沅陵绕四川至恩施等公路相继通车。
　　
    这些公路的修筑，不仅成为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主力部队进行围剿镇压的重要军事补给线，而且成为官僚资本掠夺土家族地区土特产品的主要运输线，给沿线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筑路剿共”的政策下，大批征调义务民工，仅湘川公路湘西段，1936年春耕大忙季节，“为顾及民艰起见”，减少工役，“乾城减为二十万工，永绥减为二十万工，保靖减为十五万工，古丈减为四万工，永顺减为十一万五千工，凤凰减为八万工，共七十八万五千工”。农忙季节征调民工数量如此之大，农闲季节更可想而知。沿线广大土家、苗、汉等族民工，不但要自带粮食、工具，承担采石、运沙、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劳役，而且经常遭受监工们的毒打。仅湘川公路因繁重劳役、工伤事故和被监工毒打致死的民工就达6000人。
　　
    沿途因公路夺去土地、丧失生产资料陷入贫困境地的农民，亦为数不少。国民党政府在修筑公路的幌子下，极力压低土地价格，大量征购土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他们规定以每亩4元的低价，强行收买农民土地，但是，这些微薄的地价，国民党政府也长期拖欠不给，规定成为一纸空文，被公路夺去土地的农民一无所得。“‘公路成，民脂民膏尽’，这种沉痛的话，几乎响遍了沿途各县”。至于国民党通过掠夺资源得到的财富，那就更加无法统计了。
　　
    1947年，人民解放军李人林、王定烈部活动于鄂西，并时而进击湘西。国民党为了阻止解放军进入湘西，确保湘西“治安”，遂又以“义务劳动”的名义，大量强征民工，加紧修筑公路，企图建立湘西公路网。他们计划修筑永绥（今花垣）至永顺、慈利至大庸、大庸至永顺、慈利至桑植、永顺至桑植、永顺至龙山等线路，这些公路有的在民工日夜赶修下已经建成，有的因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军而被迫放弃。
　　
    湘鄂川黔边境公路的修建，虽然在当时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利，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家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土地集中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敲骨吸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剥削也日益加强。地主阶级趁农村经济日渐破产，大肆购买和兼并土地，使大量土地逐渐集中在地主手中。在土家族地区，一般占农村总人口5%～7%左右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40%～50%，有的地区竟高达70%左右。咸丰县黄金洞占总人口1.06%的地主，占有63%的土地。龙山县苗市乡第二村的7户地主，占该村总田数的77%，山土的53%。有些大地主的土地横跨两三县，古丈县伪县长张平兼并抢掠的土地达1万余亩。恩施县新塘的大地主冯玉池，所占土地跨恩施、宣恩、鹤峰3县，有60多个庄户；白梁的大地主邓廉溪，占有的土地跨恩施、利川两县。来风县被称为“黄铁脑壳”的大地主，占有高达年收4万余担谷的良田，地跨来凤、龙山两县。地主除拥有大量良田沃土外，还占有大批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农民，只占土地总数的20%～30%。广大的贫雇农民被迫在山上和深谷的零星小块土地上耕作，许多已经完全丧失土地，陷于赤贫状况。地主阶级依靠拥有的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广大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民，被迫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农民租种土地首先必须向地主交纳押金，作为信用金额，否则，是难以租到土地的；即使租到土地，所负担的田租也很重。湖北五峰县称押金为上庄钱，多寡无定额；贫穷、无力交纳押金的佃户，其年纳课租较交纳租金者为重，民间称之为“庄重课轻、庄轻课重”。抗日战争前，四川租佃押金逐渐增长，比以前增加10%以上，其中川东地区的押金最重；在其他地区，佃户租地必须预先向地主交纳一年田租的60%作为押金，而在川东则需交纳80%的押金。酉阳、秀山、黔江等地无一例外。押金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重要手段，如果农民拖欠田租，或者林木损坏，地主即从佃户交纳的押金中扣除。
　　
    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是收取地租，其中主要为实物地租，亦间有货币地租。实物地租有分租制和定租制两种，以分租制为主，视土地的肥瘦，确定主佃分成比例。土地贫瘠者为对半分，土地肥沃者则为六四分（地主六成，佃户四成），也有高达七三分的（地主七成，佃户三成）。定租制系根据每年收获量确定租佃双方分成比例，租额很高，一般占收获量的一半，有的占60%～70%。当币值稳定，粮食价格低落时，有的地主往往改收货币地租。
　　
    地主对农民除地租剥削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逢年过节，遇有红白喜事，佃户必须向地主送礼；每到收获季节，地主查田和收租时，佃户必须准备酒肉进行招待；地主家需要劳务，佃户还要负担无偿劳役等。佃户如果不承担这些额外负担，就有被夺佃的危险。
　　
    雇工剥削也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重要形式。丧失土地的穷苦农民，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以维持生计。雇工分年工、月工、日工三种。雇工的工资微薄，终年劳苦所获，仅够勉强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龙山县多谷乡有的恶霸地主仗势欺人，长工劳动一年，非但不给工资，反而将其赶出家门，不准别家雇佣。
　　
    每当农业歉收和青黄不接时，广大贫苦农民被迫向地主、富农和富商借贷，忍受高利贷的剥削。“一般农民为了生存及继续耕种的一切生产费用，不能不投高资本者的途径，求其赐助。因之高利贷的活跃，在农村中异常神速而普遍，累得农民无不债台高筑”。地主放高利贷分贷钱、贷粮、贷桐油，甚至鸦片也成为借贷的内容。借贷利率极高，一般借钱加息30%，借粮加息50%，甚至还有利加利，“驴打滚”，利率高达100%以上的。高利贷的盘剥使得农民往往无法偿还，就只好“以工抵债”。龙山县苗市乡有的贫苦农民向地主借桐油20斤，利滚利，逼得给地主扛了三年长工，还抵不上利息，反而倒欠地主30斤桐油。咸丰县大村乡有的农民向地主借钱，三年后利滚利，20多担田全被地主霸占，被迫为地主当长工。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贫苦农民只有锄、柴刀等简单的生产工具，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十分缺乏，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因而农业产量很低，正常年景水田亩产两三百斤，山地包谷亩产百八十斤。这是封建地主所有制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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