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谷斯产生的文化环境（一）

　　第三节　茅谷斯产生的文化环境
　　茅谷斯产生的文化环境，说白了就是在巫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茅谷斯以巫为依托，在表现中巫又贯穿于始终。可以这样说，茅谷斯与巫文化具有一定的共生性。
　　巫之概说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一些文化背景的支撑，茅谷斯的产生也是有一种文化的支撑，支撑茅谷斯的这种文化就是巫文化。“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由地方知识构成的体系，这种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成文的司法、政治、经济、艺术、审美等方面，还包括流传于民间的不成文的各种关于人与人关系和世界理解的道德规范与理论体系以及体现在各种民间信仰中的关于公平、公正的理解等等。因而，每个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理性和逻辑。”在盛行茅谷斯的土家族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他们有真正的什么图腾崇拜现象。但在他们的脑子里却有一种永远不能抹去的意象，那就是他们极其相信的巫和神灵。巫在土家族地区有着久远的历史。在茅谷斯刚刚诞生的时候，巫风十分盛行，巫统治了整个人们的精神世界。什么叫巫，现在还没有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定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说的：“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仔细推敲，这也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严格地说只是对行巫者行为的诠释，对巫的本身及其本质还没有触及。
　　巫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起源的推进器。对巫术的研究是理解原始文化的主要途径，把巫的文化当作原始文化的主导形态，并且视之为宗教与科学最初发展的阶段，这不仅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共识，民间的一些艺人也知道这一真谛。笔者在2007年9月26日对湖南省桃源县龙潭河镇的傩教巫师郑永湘进行了采访，郑对笔者说：“人间先有巫教后有天。最古老的巫傩文化是由巫教文化演化为傩文化。”郑的说法似乎有点偏颇，但这说明巫点燃了人类文明火炬，对最早人类精神觉醒与智慧启动有推动作用。当人类在沉睡中，处于朦胧状态时，再揉开迷惘的眼睛，忽然醒来，可想那是何等的惊喜，何等的愉悦。自人类开始用两脚走路以来，大脑的信息不断增多，人类在原始生存的状态中，开始审视春夏秋冬，开始审视色彩的美丽，日月的行迹，关爱的温暖，智慧的光明，学会了对火的运用，赞美天然的赐予。思维的磨砺上升到精神审美的阶段，巫文化就在这时期诞生。巫文化的起源还得从远古的原始人开始，在洪荒时代原始人住的是岩洞，吃的是野果、兽肉，穿的是树皮，靠采集野果和渔猎为生。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他们必须随时面对各种生死挑战。风刀霜剑、飞沙走石可以威胁生命，毒蛇猛兽、凶禽恶犬更加危害安全；更有像台风、干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随时危害着他们的生命安全，时刻需要努力，日夜都得留心；整天准备应敌，全年不断迎战，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是人们不可能坐以待毙，必须想出新办法来应付各种天敌的侵害和自然灾害的危害，残酷的自然选择推动了人类本能的进化。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时的人们在生理本能方面进化非常显著，力量大且持久，速度快而灵活，动作协调，身心均衡的人逐渐出现、增多。在这众多的优秀人才中，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神奇人物，人们称他为“巫”。人类的第-个名字就从“巫”开始，一个伟大的创始人“巫”就从这时期诞生，巫文化就从这时期出现。其实称他为“巫”，是历史往后发展中所给的冠名，起初他只是原始人群中的智者，头脑发达的人。为了体现人的积极性，后来又实行按出力大小来分配猎物，这种制度一直到现在还在实行。土家族山民在狩猎时第一个射中猎物的人得猎物的头颅，第二个射中猎物的人得猎物的颈项，依次减少所得猎物的数量，剩下的猎物按参加打猎的人每人一份。打猎是一种非常危险而又劳累的工作，于是巫人又发明了更加巧妙的方式和方法。
　　人类的物质文明不断翻新与改造，其精神文明也能绵延流长，心灵的思维模式能历古而长新，显示自我意识下的精神活动，有其深层的生命力，在思维的凝聚与创造下，经由知觉与经验累积出庞大的观念体系与知识体系。后来人类有了宗教，宗教也源于巫。张光直以“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一词，认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流传着史前的宇宙观、巫术、天地人神的沟通以及借助这种沟通所独占的政治权力等。此种说法，意味着中国精神文明的起源相当古老，在史前时代已确立了人类心灵与外在宇宙的对应关系，关注于人与天地间的自然秩序，以及人与鬼神间的超自然秩序。显示出早期人类面对个体生命时，不仅扣紧在生物本能的存有动机与要求，也开启了心灵的精神性作用，有着不少追寻超越自身的努力与结果，肯定生命的形式是超出了肉体的物质领域，还需要进入到目的存在、价值存在与超越存在的精神领域之中。
　　巫术是人类早期的生存经验与技术，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在学术界上各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的学者是从科学的立场出发，有的认为巫术是科学技术诞生的助产婆，有的则认为巫术是科技普及发展的阻碍。这些论点有共同认知上的盲点，即将巫术与科学连结在一起，以科学作为唯一检验的真理，忽略了巫术与科学脱勾的可能性，彼此间可以没有因果的关系，即巫术是巫术，科学是科学，各有其不同的领域与范畴，当能清楚地掌握二者的分界时，巫术不会促进科学的发展，也不会阻碍科学。当科学不再是人类文明唯一的检验标准时，不能视巫术是人类错误的行为方式，或者视巫术是人类在认识自然过程中的负面产物。所谓“错误”、“负面”等带有着主观的价值判断，忽视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在理性，或者根本否定了各种精神领域的文化现象。巫术虽然是一种技术，但就其内容来说，是偏向于心理的意义操作，不必符合科学原理与科学实验，不是技术性的对错问题，而是涉及到神圣的信仰理念与精神领域。
　　有学者说：“巫术，从‘高级宗教，看，当然不算宗教，或者只能算‘低级宗教，。但它对研究早期宗教确实有用，特别是对研究礼仪、方术的起源很有用。比如巫术包括祝诅和占卜两个分支，前者发展为礼仪，后者发展为方术，就是比较明显的事情，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巫术在礼仪、方术发达起来之后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民间有很大影响，和‘左道’的概念（类似西方所谓的‘异教’或‘邪教’）一直有关，汉以来的律令都是禁之惟恐不及，害怕有人借它煽动造反（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宗教的考虑）。而且同是巫术，前礼仪、方术时代和后礼仪、方术时代，情况也大不一样。后世的巫术是屈从于礼仪、方术，受贬斥和压制的，善的一面（白巫术）被取而代之，恶的一面（黑巫术）被渲染突出，整个形象被‘恶魔化’。比如汉代的巫，台湾的林富土先生做过研究。汉代北有胡巫，南有越巫，全国各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巫。这些巫不但地位不高，早就是祝宗卜史的附庸，而且经常受迫害，情况和欧洲中世纪的猎巫相似（但不是宗教迫害，而是政府迫害）。萨满说不但不能解释后一类巫术，也不能解释礼仪和方术，特别是礼仪、方术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是我不赞同用萨满主义解释一切的原因。”
　　巫术是人类最早成套的精神活动，是建立在以“人”作为主体的思维活动上，发展出“自然人化”的生命观，即从人的生命观点将天地万物加以人格化，认为天地万物是与人一样，形成了万物有生、万物有行、万物有情的世界观，人与自然是同处在相似生命化、活动化、情意化、价值化的世界中。在人与自然感受同一的思维下，有了泛灵的信仰观念作为人的精神存在依据。所谓泛灵观，又称万物有灵观，确信一切自然物都是混然有灵，进而在人的实有生命形态上，建构出超自然的灵体世界，这种灵体是超出了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是与人有着亲近或敌视、友好或反感等关系，会对人生杀予夺带来吉凶祸福。人们面对如此强大的超自然力量时，产生了交通灵体乞求福祉的愿望与控制灵体趋利避害的行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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