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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简史——改土归流以后的土家族(一)

2012年07月11日 来源:www.33519.com 编辑:335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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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改土归流以后的土家族
  
    一、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实施
  
    清朝初期,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继续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沿袭明制,各地土司只要表示归顺,即准其袭职。清王朝经过康熙年间的大力经营,国家统一,政权稳固,可以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中南、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度,建立直接统治。
  
    明末清初,地主经济普遍发展,但是在土司统治下,土地不准买卖,土民不得迁徙,劳役繁重,剥削残酷,土司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土司在其境内实行苛虐暴政,“其土民分居各旗,生男力则报书于册,长者当差,赋敛无名,刑杀任意,抄没卖,听其所为”,“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土司的家奴,更是可以随意处置,唐崖土司覃鼎夫人田氏,优游四川峨眉山,随身携带奴婢百余人,沿途进行择配。永顺土司“凡舍把准理民间词讼,无论互婚田土及命盗各案,未审之先,不分曲直,只以贿赂为胜负。迨既审后,胜者比索谢恩礼,负者亦有赎罪钱。甚有家贫无力出办者,即籍没其家产,折卖其人口”。经济上,土司对土民更是任意盘剥,肆意敲诈,名目繁多。“永顺则名火炕钱,民间炊爨,每坑征银二钱二分。保靖则名锄头钱,每一锄头进入山,纳银三五钱不等。桑植则名烟户钱,与火炕钱相等。所交秋粮即从此内拨解。”土司在苛索土民的基础上,则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容美土司饮宴“有十二茛,樽用纯金。”“女优之属,皆十七八好女郎,生色俱佳。”
  
    土司之间因争袭位,夺财产,互相仇杀,连年不休,给土家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彭御彬承袭保靖土司之职,其叔彭泽虬、彭泽蛟谋官夺印,带领土兵围攻衙署,互相抄抢杀戮达数月之久。以后,彭御彬又勾结桑植、容美土司以追捕彭泽蛟兄弟为名,率领土兵焚毁庄寨六十余处,掳掠土、客男妇千余人,折卖于酉阳、施南等处。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桑植土司向国栋与容美、永顺各土司,因利害冲突,彼此寻衅仇杀。土司之间延续不断地相互混战与仇杀,弄得社会不安,民不聊生,甚至连清朝官吏也承认“土民如在水火”、“土民不堪其命”。土家族人民大批逃亡,以摆脱土司的暴政,保靖司“人民离散,田园荒芜”,容美地区“二十余年民不聊生,流亡转徙,存者寥寥。”。因此,酉阳、保靖、桑植、容美等地土家族人民列举罪状,向清官员控告土司,“一时呈词,蝈集大半。”“土民纷纷控告。迫切呼号,皆恋改土”。甚至酉阳土司家族中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冉裕荣也因“土官横恣”,为害乡民,而具状上告,要求设流。雍正十一年(1733年),容美司土家族人民举行暴动,“抗粮结党,携家带眷”,于黑夜将把守关卡的土官捆缚,逃出土司辖区。
  
    与此同时,土司之间因战事需要,又往往或相互结盟,或君临他司,形成较大的割据势力,造成国家统一的隐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容美土司与保靖土司再申旧盟,五十九年,又与桑植土司结为同盟,使容美土司得以确立其在鄂西南地区的土司霸主地位。“其余忠峒、唐崖、散毛、大旺、高罗、木册、东乡、忠孝等,名目不可悉数,皆仰其鼻息而懔其威灵,若郑卫邾营之事齐晋。合诸司地,不知几千百里,屏藩全楚,控制苗蛮,西连巴蜀,南通黔粤。”此种情势,与清朝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
  
    土司还依靠自己的势力不断向边缘一带汉族地区扩展,侵占大量汉民土地,甚至在临近的州县地区委派官吏,直接影响清廷在这些地方的统治。木册、散毛、腊壁、唐崖、施南等土司,先后侵占附近汉族地区土地不下数百余处。土地纠纷层出无穷,诉讼案件累年不息。施南土司覃禹鼎、东乡土司覃昭楚因横行不法,清地方官府传讯问罪,容美土司则收纳庇护,不许州县拘审。容美土司还在临界的四川府县地区私自委派官吏,每年派遣土目滥收赋税,给清廷在该地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土司的对外扩张,对邻近汉族地区的州县造成较大的影响,往往使社会动荡,生产遭毁。雍正年间曾多次为此遣官勘界,立汉土疆界碑,以示禁绝,但收效甚微。
  
    清廷在上述形势下,于雍正五年(1727年)至十三年(1735年),先后在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中,清廷采取剿抚兼施、恩威并用的政策。一面部署兵力,密令彝陵镇总兵官整饬营伍,以防堵土司前路;又调衡州副将周一德领兵驻扎九溪,澧州、永定两营兵马听其节制,以防堵土司后路。如果土司反抗,即可两面夹击。又命令周一德、湖南按察使王柔、总兵刘策名分赴永顺、保靖、桑植等司,晓以利害,争取土司自动请求改流。永顺、散毛、忠峒、东乡、腊壁、高罗、木册等土司,和茅冈、麻寮千户所土官,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土民控告、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特殊情况下,被迫自请改土。保靖、桑植、施南、酉阳等土司不甘心轻易放弃自己的权益,对此迟疑不决,清廷根据广大土民的控告,列其罪状,强迫改革。容美土司田明如拒绝改土,清廷则施以兵威,派遣大兵压境围困,其属下五峰长官司张彤柱等率众倒戈,擒其私党,“土民解押从犯,投请设流”,田明如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被迫自缢。
  
    在土家族土司改流的历史过程中,思南、思州二宣慰司的改流是个特殊的案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改流时间之早上。二土司的改流在明初永乐十一年(1413年),其改流时间之早,不仅其他土家族土司难以相比,即使在整个土司体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二土司的改流起因于双方的仇杀,《明史·贵州土司传》给予了详细的记载。思南、思州土司改流后,明朝廷在其地设立了把府,分别是:思南、镇远、铜仁、乌罗、思州、石阡、黎平、新化。
  
    清朝对土家族土司的改流,进行得颇为顺利,整个改流过程基本上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完成的。历史上一向以强大著称的土家族土司,在清王朝改土归流的大潮中,有些出人意料地被改流,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清廷所采取的切合实际的改流策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策略包括:
  
    1.武力威逼与和平招抚并用。土家族土司的改流,虽没有一兵一卒的正面冲突,但在策划改流的过程中,鉴于诸土司一贯号称的强大之势,清廷并没有丝毫大意,因而在正式改流之前,都做了一番军事上的调动,对拟改流的土司形成了有效的军事防范和武力逼迫。永顺土司、保靖土司、桑植土司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动请求改流的。
  
    2.以不同借口裁废土司。这种策略或因土司“暴虐”、“不法”等罪名而改流,如容美土司以“穷凶极恶”改流,施南土司以“淫恶抗提,拟罪改流”,忠建土司以“横暴不法拟流”;或以土司“恳请”、“自愿”而改流,如忠峒等鄂西南十五土司“齐集省城,公恳改流”,茅冈土司、上下峒土司等自请改流;或因承袭问题而改流,如酉阳土司兄弟二人争袭司位而被改流等。
  
    3.以湘西促鄂西南改流。湖广四大宣慰司,除容美土司在湖北,其他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均在湘西。当时清廷的策略就是,“桑植一司为后户,永顺、保靖乃其犄角,抚数司郡县之,则容美自困。”这一策略颇为奏效,湘西土司改流后,就有了鄂西南忠峒等十五土司齐集省城的公恳改流。
  
    4.集中力量打击强大不法土司。这一策略主要是针对鄂西南地区的土司改流。该地区土司众多,但容美土司为众司之首。统治者认为,只要解决好了容美的改流问题,其余众土司的改流就可以迎刃而解。为此,在对容美土司的改流中,主政者煞费了一片苦心。先是揭发容美土司的各种恶行劣迹;其次是调动兵力,军事震慑;再是调土司主田明如进京;最后是策动民变以分化瓦解。这一策略运用得颇为成功,结果是土民逼使土司田明如自尽,并拘押众多土官向清军投诚。这一方面是深受压迫的土民爆发出的反抗,同时从某种层面上也不妨视为主持改流的官员策动的结果。
  
    对于改流土司的安置问题,在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廷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自请改土的土司分别委以参将、外委、千总、把总等官职,并准其世袭;强行改土的不再封官;抗拒改革的则以罪革职。并且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令土司及其直系亲属迁往江西、浙江、辽东、河南、陕西、武昌、汉阳等地,以防隐患。土司属下的土官,则令其“各归本土安业”。
  
    根据这一策略,永顺宣慰使彭肇槐在“自请”改流后,被授为苗疆参将,赐拖沙喇哈番之职,并准世代承袭,另赏银1万两,让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产安插。同样“自请”献土的桑植上下峒长官司向玉衡、向良佐二人,被授以世袭把总职衔,茅冈长官司长官覃纯被授以千总职衔。其他方面,鄂西南忠峒等15个土司分别给予外委、千把总等职衔,酉阳土司所属4长官司授予千总职衔,石柱土司则改为土通判,准世袭。
  
    在改流中采取对抗或本身就是以罪改流的土司,则都受到严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容美土司。容美土司田明如因公开对抗改流,抗旨不遵,虽以自缢而终,仍受到严厉惩罚。据乾隆《鹤峰州志·沿革》所载《原题部文》,其妻妾子女,按犯斩绞土司之家口安插远省例,解交陕西安插。田明如属下多人解交广东极边地方、河南等地分别安插。其他因罪改流的保靖、桑植、酉阳土司,均远徙外省,以示严惩。其中保靖宣慰使彭御彬以罪安置辽阳,桑植宣慰使向国栋安置河南,酉阳宣慰使冉元龄及其子孙十人迁往浙江仁和县。
  
    除以上业已迁徙的大中土司外,余下多为长官司级的小土司,改流后仍留在原地,包括永顺土司所属的3个土州和6个长官司,保靖土司所属的五寨、竿子坪等长官司,桑植土司所属的上下峒及茅冈长官司,容美土司所属的五峰、石梁、椒山、水浕4个长官司,酉阳土司所属的平茶、邑梅、石耶、地坝4个长官司等。对这些已经改流的小土司,清廷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控制,所以,把它们留在原地不予迁徙,朝廷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改土归流是一次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土官,并不甘心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一有机会,他们就进行反抗。在永顺彭肇槐纳土后不久,由于清官员“约束太严,整饬太骤”,土官田尔根传令各旗40余人,并随从100余人,拥人城中,围攻官府,捆绑守卫衙役,企图反抗改革。清廷遂将为首的土官、舍把斩首,其余的发配充军。
  
    纵观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在土家族地区改革的程度,比中南、西南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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