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改土归流以后的土家族（三）

    三、反封建的白莲教起义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广大的贫苦农民仍然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不得不租佃地主的田土和“官庄田”耕种，或者出卖劳动力为地主做长工，忍受高额重租的盘剥和劳动力的榨取。“有产之家，大半佃于疲苦编氓”，“贫穷之家，佃耕为业，并雇役于人”。地主利用自己占有的大量良田沃土，通过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和雇工等形式，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其中以实物地租和雇工为主。佃户租佃土地，必须先交纳租金，一般田土的地租实行“对分”，良田沃土则四六分成。分租时，必须约田主同去验收，如田主未到，佃户收割，就会被地主以“抢谷”的罪名加以控告。此外，佃户每年还要给地主送礼，“听田主唤使”，为地主无偿劳动。有的经营地主，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租来土地，然后转手出租，利用新旧佃户辞田、承佃之机，“一味苛索佃户。……此所以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也”。地主阶级利用积累的大量财富购买土地，或者霸占田产，致使“田价既昂，荒山亦贵”，争田夺产，“颂牍繁兴”。
　　
    乾隆后期，统治阶级日益腐败，赋税不断增加，广大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贫苦农民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土，三年后必须向清廷交纳田赋。仅施南府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三十九年(1774年)的二十年间，垦出55396亩土地，就增收粮银2244两。至于丁银的征收，更是急剧增长。乾隆十年(1745年)，鹤峰州派征丁银九厘四毫，到了三十一年，竟猛增至一两之多。此外，保靖、龙山二县新增牙税银，永顺、桑植二县新增田房税银，尽征尽解，自无定额。差派夫役更加繁重，“分地而派，按期而征”，清地方官吏趁机中饱私囊，以至经常有数十穷苦土民，守候在衙门数十日，准备随时听从差遣，“甚至典巡之扫门、牧畜，各班役之行李，往来负担，笞骂如牛马，皆吞声受之，是为害民之大者”。每当青黄不接，年成不好，或遇天灾人祸，农民多被迫向地主、富商借贷，忍受高利贷的剥削。当时龙山县的高利贷就有年利高达80%左右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后，湘西地区连年灾荒，粮食歉收，“斗米值钱三千六百，民有食土与革而病死者，有一粉团易一妇者，有以钱四百文买一妇一女一子者”，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乾隆六十年，清廷为镇压湘西永绥、乾州、凤凰和黔东的苗民大规模起义，又向邻界的土家族地区加重征派粮食，摊派夫役。于是，广大土家族人民忍无可忍，便与苗、汉等族人民一道掀起反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斗争。
　　
    （一）以来凤为中心的白莲教起义
　　
    清仁宗嘉庆初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而土家族地区的白莲教是其中规模较大、起义时间较早的一支。
　　
    乾隆时，河南鹿邑人刘松曾以白莲教组织起义，事发被捕，他的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分赴川、陕、鄂一带传教，信徒日渐增多。曾在陕西传教的韩龙、杨龙与陕西平利县人王子俊从襄阳深入到来凤、酉阳等土家族聚居区传教。贫苦的土家族男女老少纷纷习教，仅来凤县教首杨子敖一人就发展教徒四千余人。参加白莲教的大多是丧失土地、为地主“帮工耕种”的贫苦农民，在城镇依靠“雇工度日，并无家业”的手工业工人。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王子俊由襄阳到来凤，通知教友，约定日期，与荆、襄地区的白莲教同时起义。湖北枝江、长阳的聂杰人、张正谟领导白莲教于正月首先起义。接着来凤、长阳县的白莲教继起响应，斗争烽火燃遍来凤、龙山、咸丰、酉阳、宣恩、利川、建始、巴东、长阳、长乐等土家族地区。
　　
    二月十五日，来凤的胡正中、杨子敖、杨禹久、谭安象等教首，在小坳大教首唐贵家中祭刀，以白布缠头，白旗为号，举起义旗。大教首田谷敦于旗鼓寨，向文进于夹牛洞，王长清于亨康里闻讯同时起义。
　　
    来凤县白莲教起义后，集中打击贪官污吏与地主豪绅。教首王长清率领教民在红岩坨打死知县庄纫兰与典史等人，四百余清军、乡勇“死者十之八”对那些作恶多端的地主豪绅，重则处死，轻则绑走，使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查来凤殷实之家，均遭焚抢，百无一存，惟重岚叠嶂之内，寻踪不到，间有一二家保全。……阖邑富户，均为勒逼”。二月十八日，白莲教各部齐集，攻陷来凤县城。在短短几天，加入白莲教起义的土家、汉、苗等族人民达三四万人。各教首“每人名下，少者七八百人，多者三四千人，分布各处”。县境内的乡镇市集及一切交通要道，都为教民占据，只有清副将樊继祖带领的百八十名士卒，在卯洞一隅孤立困守。
　　
    为防止清军从四川出动进攻，他们充分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在重峦叠嶂、进可攻、退可守的旗鼓寨、茶园溪、小坳三处建立据点，以旗鼓寨、茶园溪为东西犄角，便于相互支援，彼此策应。聚集在这里达六七万的教民，在各据点积极修筑防御工事，将通往据点的山间道路全部掘断，并将石块堆积山顶，待清兵进攻时，用大石压下，以便固守。位于高山之上，树林茂密、路径曲折，长约八九里、宽四五里的中心据点旗鼓寨，周围均扎木城，遍插竹签铁钉，四周壕满坑陷，防御周密。他们搜集民间铁器，自己动手，制造武器。以“平日打铁营生”的瞿文青为头目，组织教民中会打铁的人，“起了三十座炉，日夜铸造”，制刀矛四五千把，过山鸟枪二十多杆，并从民间收集砍柴用的“蛮刀”作为武器。
　　
    来凤县的白莲教在构筑巩固据点的同时，又积极向外发展，一面令教民赴四川酉阳与湖北咸丰地区活动，一面派教民至湖南龙山县他砂里的招头寨、洗罗里的都车坝凉亭、阳雀坡、田条坪、锣鼓潭、洗车等地打击地主豪绅。龙山县广大贫苦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纷纷人教，加入反封建斗争的行列。白莲教攻龙山时，“邑人多附从者”。自来凤县石梁子以东的堰塘、茶园溪到龙山县的洗车、苗寨沟、兴隆坳一带，都为白莲教屯聚。
　　
    三月十四日，白莲教趁龙山营汛清兵调往镇压湘西苗族起义、城中防务空虚之机，攻打龙山县城。由于清朝官吏日益腐败，龙山县“城多坍坏，枪炮刀矛间有库存者，率朽缺不堪，既闻警，内外惶然无措”。知县林隆章只好组织地主乡团，且筑且守。白莲教民身背大木板，手持短刀，或者执长梯，攀援城墙，龙山县城破在旦夕。这时，四川建昌镇总兵诸神保率领大批清军到达，抄义军后路，义军被迫放弃攻城计划，撤出包围。
　　
    白莲教在来凤初起时，清朝地方官员以为白莲教只不过是“乌合之众”，在短期内“清剿一两次，即可瓦解”，不足为惧。但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从教者日益增多，活动区域愈来愈大，甚至连四川总督孙士毅也不得不承认白莲教不但“人数实在众多，其中凶悍之徒亦复不少，看来存心作逆，为时已久”。孙士毅面对日益发展的白莲教起义军，一筹莫展，只能“防守龙山，不敢顾此失彼”。清朝廷极为恐慌，深感兵力不足，不敷调遣。嘉庆帝一面下诏命诸神保迅速带兵镇压来凤、龙山的白莲教，防止湖北白莲教与湘西乾州一带苗族起义军相互联系，认为“此为最要”；一面令福康安、和琳专督清军镇压苗族起义，“不宜轻动”，“不必兼顾湖北”。湖广总督福宁则组织地主乡团，协同清军，沿桑植、永定一线要隘处所，添设兵卡，防范来凤、龙山与长阳、枝江、宜都的白莲教连为一体；又于咸丰、宣恩一线交通要道，增拨兵力，昼夜防范，企图阻止白莲教扩大蔓延。
　　
    清统治者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之后，四川总督孙士毅从四川调集兵力，于三月十八日进攻义军据点小坳。孙士毅慑于义军人数多，地势险要，不敢正面进攻，亲自督率一千官兵，从四川绕道至小坳背后山梁，趁义军不备，于深夜进行突然袭击。经过激烈战斗，义军死伤三四千人，其余突围，撤至旗鼓寨，小坳失守。接着清军分兵四路，先将堰塘、兴隆坳、下洗车、苗寨沟、石将军、拦马山、铜盆井、上洗车、唐家嘴等处义军击溃，然后集中兵力，分路攻打茶园溪据点。茶园溪义军“见官军一到，率众抗拒，全无惧怯”，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最后因寡不敌众，茶园溪被清军占据。
　　
    小坳、茶园溪两处重要据点失守后，宣恩、咸丰、龙山、桑植四县教民约数万人，齐集旗鼓寨一隅，分为九营，声势复振。屯聚在红岩堡的数千义军，积极修筑防御工事，准备痛击清军的进攻，并“时时侦探官兵消息，毫无忌惮”，迫使清军很长时间不敢轻举妄动。五月下旬，清军多次进攻红岩堡，都被义军击溃。四川总督孙士毅忧心焦虑，气急而死。义军乘胜向三堡岭、韭菜园与宣恩县的红鱼泉、七茎纱等处主动出击。
　　
    七月初，湖广总督福宁与成都将军观成率领川楚两省大量清军，分兵四路，合攻孤立无援的旗鼓寨义军。当诸神保军从大堰坪渡河时，义军“分作数路，前来抗拒”。他们利用大雨之后道路泥泞、陡坡狭径，英勇杀敌，“毫不畏却，冒死直前”。正当两军对阵，激烈战斗之际，义军突然分兵两三千人向龙山河边迂回，以抄清军后路，袭击防务空虚的龙山县城。福宁见势不利，“以龙山关系紧要，……县城只存兵一二百名，势难堵御”，“诸神保亦恐龙山失守”，急令撤兵至龙山河边。白莲教义军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与灵活的战术，粉碎了清军的大规模进攻。清军对旗鼓寨久攻不下，“且其木城甚坚，枪炮叠施，毫不损动”。他们派遣叛变的教民、龙山武生向清与安定邦，赏给行营把总顶带，带领少数官兵，潜入旗鼓寨，暗中勾结寨内杨在奇等数十人作为内应。清军四面围攻，向清、安定邦等乘机放火焚烧，“房屋茅蓬，同时并燃”，万余义军危在旦夕，“舍命抵御，枪炮石块直如雨下”。双方伤亡很大，“义军伤亡甚多，而兵勇被戮者亦复不少”。
　　
    经过几天的激烈争夺，义军的中心据点旗鼓寨，终于七月十八日在清军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下失守。近万名教民壮烈牺牲，教首田谷敦、唐贵、胡正中、杨禹久、覃一视等与二千余教民相继被俘，瓦屋楼房一千数百间，草房草棚数千间，所有囤积粮食、火药全部被烧毁，旗鼓寨化为灰烬。清军对溃退逃散的教民残酷屠杀，“经各卡兵勇拿获正法者，无日不有”。福宁假借发给衣粮之名，把旗鼓寨被俘的二千余人诱至龙山县城，全部杀害以邀功。魏源对此次暴行曾发出这是“坚贼党从逆之心，失朝廷招抚之信”的感叹！甚至被俘获的家属，上自八十余岁的老人，下至一两岁的幼儿，不论男女，一律斩首，无一幸免，真是残暴已极！
　　
    （二）以长阳为中心的白莲教起义
　　
    与来凤、龙山白莲教起义遥相呼应，长阳县的林之华在九州河，覃士辉在宗溪花儿屋场，覃佳耀在榔坪于同年二月率众起义。起义后各部义军在榔坪合营，覃佳耀、林之华率领一万五千余教民转移至地势险峻的黄柏山建立据点，组织营伍，封官委爵。覃佳耀为老营，林之华为中营，另分左右前后四营，设立都督、军师、先锋、提巡、提点等官职。与此同时，巴东县的对马山、马鬃岭、杨树坪，宣恩县龙马山的教首李登敖，恩施县的朱德洪，长乐县葛浦溪的土人兰光先、劳廷柱等先后闻风响应，揭竿而起。有的数十人，有的“众至数百人”，其中巴东县金镶坪起义的教民约一千余人，宣恩县龙马山李登敖率众多达四千余人。这些起义军，除覃佳耀、林之华部外，其余各部由于人数较少，力量分散，孤立无援，被清地方官兵纠集地主乡团很快镇压下去。
　　
    覃佳耀、林之华屯聚黄柏山后，在长阳县的查角石、秀峰桥等地，击溃数千清军与乡勇的进攻，并主动分路向长乐、巴东、归州（今宜昌）一带出击，以牵制清军兵力。同时，四川奉节县的白莲教进入利川县的长堰塘、楼子坝一带，与当地教民近两千人屯集，遭到奉节、恩施、利川三县清军和地主乡团的疯狂镇压。同年九月，楚抚惠龄，将军成德、观成，提督文图率领大量官兵围攻黄柏山，四川总制福龄领军从四川会合，湖广总督福宁镇压来凤、龙山白莲教之后，亦移师榔坪一带。清军有隘必守，层层堵围，又分兵三路进攻。覃佳耀、林之华部众依恃广袤百余里、冈峦丛阻的黄柏山天险，与清军对峙。而清军“兵力既分，亦难深入”，相持达半年之久，清军久攻无效。
　　
    第二年三月，威勇侯额勒登保率兵增援，清军向黄柏山发动全面进攻，“大炮昼夜轰击，声振数百里”，义军寡不敌众，突出清军重围，撤至鹤峰州界的巴叶山。这次战役义军伤亡很大，人员大量减少，于是他们改变策略，采取“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灵活机动战术，在建始、长乐、宣恩、巴东、归州等地的崇山峻岭中流动作战，抗击官军。义军每到一地，都得到土家、汉族贫苦农民的支持。将军明亮上书说：起义军“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之向导负运”，当义军由湖北建始到四川巫山的铜鼓包、平隆坝一带时，沿途乡民加入义军作战的达两三千人，足见义军深得民心。
　　
    八月，正当覃佳耀、林之华义军出没鄂西山区抗击官兵时，四川奉节教首杨秀漋、汤永礼两股义军合并，各聚众数千，进入利川县的五家坝等地屯聚。利川教首陈大朋、陈维新等率众活跃于石庄坪、鸭公头等处，牵制官军。杨秀漋、汤永礼又令王作金等潜赴恩施县境，联络恩施教首陈耀川等在木贡聚集千余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杨秀漋、汤永礼聚集万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攻至利川县南坪地区。
　　
    义军四起，清朝统治者极为震动，深感兵力不足，“不敷剿捕之用”，惟恐义军攻陷不到百里的施南府城与仅距四十里的利川县城，又怕这支义军与毗连不过一站之路的巴东县覃佳耀、林之华部连成一片。嘉庆帝再三下诏斥责四川总督宜绵：“身为总督，在彼剿办多时，毫无筹画，听任贼匪奔窜。又至阑人楚境，实属无能、无耻。”一面从直隶、山东、山西、江西、吉林、黑龙江等省调集兵力，一面大力组织地主乡团，用以弥补八旗、绿营官兵日渐腐败，丧失作战能力的缺陷，规定“所有绅士乡勇人等”，“择其尤为出力为首者给六品顶带，其余分外出力者酌赏七八品顶带”。于是，地主豪绅纷纷组织乡团，协助官军作战，追杀义军，或防守要隘，或保护城池，或为乡勇供应米谷，有的甚至“独捐家资，铸大炮送官”，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十月，各省官军云集鄂西，地主乡团助桀为虐，致使各地义军惨遭镇压，甚至一些无辜平民也被屠杀。当清军攻打假扮官兵、屯聚长乐县白溢寨的义军时，福宁竟下令，凡生擒义军一人者，“赏钱五千”。“兵勇相率捉平民以邀功，至营，皂白不问即杀之。”林之华战死于巫山县大茅田。覃佳耀率领部众复至长阳县的株里寨，旋又流动至归州之终报寨。嘉庆三年（1798年）春，覃佳耀、张正潮等义军首领被建始县地主豪绅俘获。土家族地区为时两年的白莲教起义，便在清军与地主乡团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
　　
    这次声势浩大、活动范围较广的湘鄂川黔边白莲教起义，从首领到部众，大多为土家族人，部分汉、苗贫苦农民亦相继加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使清朝的封建统治受到沉重打击，迫使其不得不采取某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宣布蠲免恩施、利川等地两年的钱粮，对来凤、龙山有田产者酌情给予种子牛具，使其尽快恢复生产。这次斗争，土家族中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至今仍在土家族中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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