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谷斯产生的文化环境（四）

　　巫与土家族茅谷斯
　　巫在一定时期内，巫术既是一种行为模式，又是一种思维模式。对整个土家族先民形成了一种共识，巫成了当时统治人们思想的一种锐利的武器，人们用巫去衡量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用巫让人们去产生一种道德的自觉，用巫形成一种联系族群和部落的纽带，巫成了土家先民的精神宝藏。但是，当代人对巫的看法很不客观，有的词典对“巫”的解释还是值得商榷，如有一本词典对“巫”的解释是：“巫，以祈祷求神骗取钱财的人。”是一种明显的贬义。这是现在社会唯物主义者对巫嗤之以鼻的产物。尤其是其中的“骗取钱财”四字的分量太重了。就是很具权威性的《辞海》的解释也是含有贬义，《辞海》对巫的解释是这样的：“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除了这些字词典对巫的解释没有进行深化研究不说，就是这样的一种解释，也太局限了，太片面了。这只是对现在社会上那些装神弄鬼为骗取钱财为目的的人的一种界定，没有去深究巫的历史作用，没有用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没有看到巫在人类的初期对人类做出的一定的贡献。
　　巫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在初民社会，首先巫就占领了人们的思想，成了支配人们行动的基础；其次巫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无时无刻都感到巫的存在，也少不了巫对人的制约；再次巫普遍被人们所认同，无论是国家大事或人们的日常小事都少不了巫。不单纯土家族信巫，在上古时期中华民族都信巫，迷信各种各样的占卜术，在古籍《周礼》中，还专门有《筮人》这么一章，《筮人》里说：“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
　　完全可以这样说，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迈进的一大动力，是撩开人类从野蛮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神秘面纱的一把利剑，是锻炼人脑让人展开想像翅膀的锐利武器。没有巫，人类社会将会延缓进步若干万年。如果说把巫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作用都给抹杀了，也就是说没有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眼光，没有用人类学的观点去认识巫和鉴别巫，只是笼统地由巫的一些阴暗面来下一个很不准确的定义，这至少是不客观的。当然，在当今的社会上也有如《辞海》所解释的那样的现象的人和事，他们以敛财为目的，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是社会上的渣滓，这些人不能与巫同日而语，我们应该把他们和巫严格地区别开来。那些“以祈祷求神骗取钱财的人”，是把巫的原旨进行了异化，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巫，而是把巫当成了一种欺骗的手段，像这样的人，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应该给予严格的取谛和打击。
　　古代对从事巫的职业者有所界定，男女有别。具体来说，女为巫，男为觋。《说文》：“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就是利用符咒、物件或行为达到某种预想效果的仪式性活动，泰勒称之为观念联想的误用，通过装假舒缓一下情感压力。因此，巫术是缺乏达到目的的手段时的一种用于宣泄和激发的替代品，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巫术的产生不是因为情感倒是它诱发了情感状态的产生。为此，弗雷泽专门区分了模仿巫术和染触巫术，他认为科学和宗教无不导源于巫术。
　　按照弗雷泽模仿巫术的结果相似原则和染触巫术的事物同原论，我们看到贯穿在巫术之中的思维模式就是类比推理。有人在艺术家、儿童的思维中也找到类似的东西，这且不去说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巫术思维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思维模式。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科学和巫术思维成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的进步，他说，不过是不变的认识力投射到了新对象上而已。这就是巫术思维——类比推理的实质，将此一领域的经验赋予另一领域，而它最典型的遗迹莫过于隐喻了——隐喻是描述和看待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要达成这种认知，其起核心作用的就是相似性原则。类比是什么？是模仿、相似、区分和比较。类比使我们看到了因果，扩展了经验领域，赋予了自己和世界以意义。类比思维和理性思维在认知上具有同等效力。土家族梯玛无论做法事，还是平常给人们治病，应用了一些类比的方法，在精神上就能起到战胜疾病的效果。
　　殊不知，巫在人类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人们心灵的慰藉，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有一种实际指导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巫在有关文献上是记载得比较多的。被国人尊称为《十三经》之首的《周易》，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巫书。在《周易》之前，还有《连山》和《归藏》两部巫书，可惜这两部巫书早就失传，现代的人也不知道它们的实际内容。而流传下来的《周易》，千百年来的数理学家们，都把《周易》奉为圭臬。《周易》一书分为《易经》和《易传》两大部分。《易经》就是卜筮之书，编于殷周之际，为上古丞史文化的遗存；《易传》是战国后期的作品，为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反映新兴封建阶级的世界观。
　　“易”是一种占卜活动，来源于原始宗教巫术。《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简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为卜筮。据《周礼》记载，周代设有“太卜”之官，依据“三易”，职掌占卜。郑玄《周礼·春官·太卜》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也。”《管子·山权》：“易者，所以守成败吉凶者也。”“易者，察人之情、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由此可见，《易经》被人们称为“占筮之书”是有一定道理的。“易”作为一种占卜、占筮活动，本身即是巫术的一种。有理由认为：历代围绕《周易》所展开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诠释和衍说，易学是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内核的巫史传统的典型体现。
　　除此以外，另一部经书《尚书》中也明确记载：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日雨，日霁，日蒙，日驿，日克，日贞，日侮，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从以上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古代人巫术观念无所不在，也无人不信。
　　还有《山海经》是一部集巫之大成的书，里面记载了巫的不少内容。《山海经》这部作品出在哪个地域或者以哪个地区为地理背景，古今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至今仍是待破译的不解之谜。《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站在什么地理方位来纵览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呢？对《山海经》所透露的神秘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色彩感受甚深，《山海经》叙述了不少山川地理、怪异事象。在叙述民族起源传说时，皆多言夏族而绝少涉及周、秦；有着浓厚的巫地色彩和巫文化的神秘色彩。《山海经》成书年代约在西周之时，初为口头相传，最后才形成文字。《山海经》所载之神话传说、山川地理、凶禽怪兽、花草异木，大都直接或间接与巫术有关。考其所述的内容看似博杂而无所不包，但这一切都为了适应巫术这一社会功能之需要。它叙述山川及各处山水的动植物产，是为了使巫者了解各山主司的神灵、祭祀的方法、凶吉征兆，而不是撰写‘地理书’、‘博物志’；它叙述上古的片断史实，是为了使巫者弄清诸神的起源与传承、诸神形成的各种体系，其目的绝非是为记载述说历史。在上古人类蒙昧时期，巫是人类与天神对话之媒介，人们幻想借助巫之神通去通达天体，祈求消祸降福。唯有通晓天文、地理、历史、世间万物之人，方能胜任此职。《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载：“炎帝之孙名日灵恝，灵恝生互生，是能上下于天。”‘灵’既巫，‘上下于天’是能通神灵之意，《海内南经》有关“夏后启之日孟涂，是司神于巴”之所载述，可推想巫山在传说的夏王朝时期为巫教之中心，并同中原地区有密切交往。笔者前面已有文字论述巫人和巫文化。根据古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学文化相验证，学者们大都认为：被鲁迅称之为“古之巫书”的《山海经》，极有可能出自巫风盛行的土家族地区，《山海经》记叙名山大川及海内外异闻传说，在汉代即为地事博物之作，《隋书》、《唐书》皆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内容涉及地理之重可以想见。精通巫术的屈原有可能汲取了《山海经》式的原始宗教思维方式，而又走出巫风，走出神话，写出了博大宏深、奇特不凡的《天问》。巫师们擅长占卜学、催幻术，能通天地神鬼，预言未来祸福，巫山即灵山，是巫师们“上下于天”之地。由于祀神之需要，巫师们大都通晓天文地理。《山海经》中所载之“巫咸国”，当也在土家族地区，《山海经》中多次出现的“十巫”这批著名的大巫师，当也出自巫境巫地。这样也就可以断定：《山海经》既然是一部巫书，必为群巫所集体创作，也必然出在巫人部族聚居之地和巫风昌盛的巫文化圈之中，而极不可能出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黄河流域，其作者极不可能是不通巫术的学者、史家。湘鄂川（渝）黔周边土家族地区的巫文化圈影响范围广泛，它逐渐向四周扩展、延伸；辐射鄂、蜀、湘西、黔东南一带，云南之说可能也是辐射之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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