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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纪实转向”的进程中有一种倾向,即“拍什么”远比“怎样拍”重要,“内容”远比“形式”重要。然而,这种倾向的深层征候,其实是对摄影语言的漠视和误判,当“转向”进入纵深阶段后,由此带来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了……
.从观看伦理的角度说,这一倾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转向”的初期确实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倾向的深层征候,其实是对摄影语言的漠视和误判,当“转向”进入纵深阶段后,由此带来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了。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当摄影人都掉转镜头去拍老少边穷脏乱差,每天都不断地去复制大量的现实碎片时,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
. 这种倾向的思想源头,其实可以上溯至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其特点就是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并二元对立化,在强调“内容”的绝对重要性的同时,无视“形式”作为语言的本体性,而只是将“形式”看成是为“内容”服务的工具。我们都知道国内以往文科教学的基本模式:先分析所谓的“主题思想”,再分析什么“艺术特色”,然后的既定套路一定是:本篇作品通过什么什么……表现了什么什么……就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必然结果。当“内容”被置换成已被预设的政治信条,“形式”被置换成文学技巧或艺术手法时,“形式”为“内容”服务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且还不是什么样的文艺术都配为政治服务的,因为“内容”早已规定了可以为其服务的御用“形式”——诸如那些什么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统统滚到一边去!
“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最终结果,是“形式”的彻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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