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的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普通民众提供激发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和土壤；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的制造者，他们从历史文本的记录中发掘出往往是乌托邦式的文化梦想，少部分务实的知识分子应因张家界旅游城市发展的需要，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踪迹进行创造性的再生产。这种历史创造是由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发动的，社会精英在张家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构成：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旅游界高端人士。

　   与张家界的城市发展相适应，张家界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1、因应观光旅游的需要，收集、整理民风、民俗、传统文化资源阶段；2、因应张家界旅游城市的现代性转型，弘扬文化传统，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理念对本土文化进行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用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在创造有个性的城市文化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

　　2009年7月，官方层面发起“张家界精神”大讨论，这意味着张家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进入到了第二个发展阶段上：以城市意识形态的高度张扬、塑造张家界文化这一柔软的城市软实力。

　　文化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力，既是城市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从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看，也是城市内部的精英阶层竞争稀缺社会资源的结果，这些稀缺资源包括物质利益、社会地位、权力和名望等。社会精英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旅游界精英与知识分子，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是张家界文化民族主义的创造者、解说者和操纵者。

　　知识分子历史地承担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创造者和解释者的角色，获取微薄的以文化资源作为权力的知识资本。他们抉隐发微于古籍，在搜罗整理中发掘民族文化符号，为文化民族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在操纵历史记忆，操纵怀古思幽的情绪过程中，张家界的人文历史将重新得到考证，得到书写，有关民族文化的神话被创造了出来。

　　而民众则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广阔的土壤，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籍由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宽带成为城市新的基础设施，民众也由此获得了表述自己文化民族情绪的话语空间。市民社会是中国学者探讨民主问题的一个关键词，这一概念对于张家界来说，首先是在网络上迅速发展起来的，网络为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在张家界的各种论坛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言论，既极端又保守，在表达自己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时，又往往辅之以尖厉的人身攻击，真正的讨论难以进行，这使得网络只能成为一个情绪的集散地，不能提供一个理性探讨的言论空间。

　　在张家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中，金克剑是其中坚定的代表人物，他提供了经典的可用作社会学分析的两个文本：《人文张家界》与刊发于《张家界》杂志2007年第一期的《城市问题》。本文试对其略加分析阐述。

　　《人文张家界》成书于2005年，是金克剑数十年积累的结果，讲述了张家界地域文化中的乌托邦梦想，在引经据典中进行文化民族主义神话的编织、创造。笔者曾著文评述他的《人文张家界》，将其形象地喻之为“武陵仙境拾荒者”。现代性进程下的张家界，全球化挟着多元异质文化扑面而来，《人文张家界》是金克剑作为张家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秉承本土文化所进行的一场无声的文本对抗。对于张家界的文化英雄来说，要么在无名中失语，要么以反抗的姿态进行一场符号起义。金克剑是在反抗了，是一个血性汉子“不可避免地与异类文化产生对抗”，然而他以“拾荒者”树立起来的反抗形象显得那么孱弱无力，在没有触及到符号权力的七寸要害时，他的拾荒似的吆喝渐渐走形，如同他所认识的张家界民族文化一样，在“大流通、大流变”中走向“大流失、大崩溃”，在崩溃之后，是死一般地寂静；在失语、呐喊之后重新回到失语之中；在强势文化的挤压、在他者踞傲的睥睨下，“拾荒者”的吆喝声在几个老外飞越天门的壮举中哑口无言，陷入到莫名地“震撼和自卑”中。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在张家界文化民族主义“空心化”的特点下，我们缺乏真正有自尊的表达，在外来文化面前，我们还缺乏足够的骄傲与自信。此般大势之下，金克剑作为血性汉子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在许多人看来，若堂吉诃德挑战风车，恍惚之余，几多悲叹。

　　一年之后，时势大变。金克剑在个人转型上走得更高更远。2006年底，金克剑埋头著述《城市问题》，在我看来，这一万八千余言较之《人文张家界》，倾注了作者更多的心血，在张家界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它标志着在张家界城市的转型发展中，张家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走出了文化乌托邦的自我沉醉，以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姿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在反抗西化的文化霸权中，拥有了更多的沉着与自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份自信并不仅仅源自于古老的文化传统，它还来自于现代科学理念的融汇，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传统文化在现代性条件得以复兴。

　　一个具体的事例是，金克剑对城市建设提出的“穿衣戴帽”的构想，在这一构想的背后，隐含着他以历史的维度对民族文化建筑的深度思考。

　　以吊脚楼、青砖火墙为代表的民族建筑，从材质、型态、功效等各个方面来看，绝非是一成不变、僵硬的超历史性的存在，它是具体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的形成”即应将它分作四个发展阶段来看待：1、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干栏时期；2、封建与土司制社会形态下的吊脚楼时期；3、明代卫城之后，吊脚楼进入城市，与青砖火墙相结合的历史时期。4、实现现代性转型，与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结合的“新吊脚楼时代”。

　　“穿衣戴帽”构想承接传统文化、民族建筑的美学观，析取其建筑符号，使之与工业文明的钢筋水泥相结合，努力实现传统吊脚楼到“新吊脚楼”的转型发展。这是一个大胆的想象，以务实、求变、创新的现代理念提供了一条民族文化建筑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发展思路。

　　从《人文张家界》到《城市问题》，金克剑在张家界朝向现代性的社会转型中，进行了深度的文本沉思，他所倡导的“穿衣戴帽”设想已经为政府所践行。尽管张家界的“穿衣戴帽”工程自项目论证开始，即受到相当的质疑，各方专家对此均持高度审慎的态度，但这一项目依然具有高度的社会学意义：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它既是一种无奈的现实妥协，亦是一种强力的文化反抗、符号起义；它张扬了一种民族的、文化的审美观，对100年来中国社会曲折的现代性发展所投映于其中的建筑形态进行了一次“拨乱扫正”；是对城市个性、城市意义所做出的极具原创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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